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关于那段历史的读书扎记

本文试图对鲁迅、梁实秋的著名论争作出新的阐释。文章认为，这些论争不是阶级意识的分歧，而是文化观念的冲突，从本质上讲，梁实秋所代表的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正统”观念，而鲁迅所代表的却是反传统的“异端”思想     

李长之《鲁迅批判》的批判

李长之先生<鲁迅批判>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奠定了其在文坛上的批评家的地位.在当时,以一部有体系的专著对某一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评论不仅对鲁迅而且对整个文坛而言,都是罕见的事.该书迄今为止仍是鲁迅研究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但是这部专注在此后却也给李长之先生的后半生带来了一场场劫难.     

文化观念、审美情趣的差异与碰撞——梁实秋与鲁迅之争新论

中国现代学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梁实秋与鲁迅之争，主要集中在人性、翻译等四个方面。导致这场争论的原因主要有三：自由主义艺思想和无产阶级艺思想的碰撞；留学英美作家群与留日作家群化观念、审美情趣的差异；大革命失败后特殊的时代背景。     

试论鲁迅对庄子的继承与批判

鲁迅深受庄子批判精神和否定精神的影响。在讽刺艺术上,两者都将矛头指向所谓“大人物”或“好人物”,强烈的讽刺充满恶辣味;在思维方式上,鲁迅常用的“推背法”、“两相结合法”等均能在庄子著作中找到内在联系。鲁迅又对由庄子处世哲学所形成的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的民族性格病态和游世混世的人生态度,及其隐蔽性和毒害性进行了深刻批判。因此,鲁迅既是庄子思想中积极价值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又是庄子思想糟粕的最清醒最深刻的批判者。     

鲁迅与陈独秀对道教和道士思想的批判

道教和道士思想是中国的国粹，陈独秀和鲁迅都洞明其弊，在文章书信中屡有针砭，且带有各自的特色。陈独秀分析造成义和拳的五种原因，把道教排在第一，认为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道士所造的迷信邪说的结晶；但这一思想在建党以后发生了变化。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要比陈更加深广，对道教和道士思想的批判更加坚持不懈，他关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和宗教问题的要害。以科学代宗教是他们共同的主张和遥远的理想。     

论鲁迅对传统中庸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身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以决绝的姿态对其予以抨击,尤以对其重要命题“中庸”的批判最为激烈：通过梳理鲁迅对“中庸”的态度,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及鲁迅的生命哲学。     

鲁迅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

文章拟从“人生追求”与“社会思想”两个维面让鲁迅与孔子进行精神对话。在人生追求上,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与鲁迅的“走”的生命哲学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经世情怀。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是对孔子“中庸”“至善”思想的一种形而上的消解。在伦理学方面,孔子与鲁迅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孔子所倡导的孝悌观念正是鲁迅反封建的矛头所指。孔子的“忠恕”思想只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生活关系的道德准则,而鲁迅的“不宽恕”是对自己信仰、人格和理想的一种坚守与延续。政治理想方面,孔子的“大同”世界与鲁迅的“人国”理念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具有“顾后性”,以尧舜时代为样本,后者具有“前瞻性”,是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第三样时代”;孔子的“大同”理想重在物质的满足,鲁迅的“人国”重在精神的觉醒。孔子的思想是“君”本位的“治民”之术,鲁迅则是“民”本位的“启民”之道。教育思想方面,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教育的垄断。鲁迅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普及和妇女教育方面,做出突出成就。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鲁迅的教育目的是“改造国民性”。     

鲁迅与《文化批判》

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成为创造社同鲁迅进行革命文学论争的中心。《文化批判》登载了多篇文章对鲁迅进行＂笔尖的围剿＂。鲁迅冷静地理性思考,写下一系列文章对《文化批判》一些近乎谩骂式的攻击进行了尖锐中肯的反批评。值得关注的是围绕着＂趣味文学＂二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的批评与反批评。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使知识分子有了论争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其有了更多的思考与进步,通过论争,鲁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此开始了他更具睿智的战斗。     

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另一种观照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二者人性观的对立。而这又对其各自的文学观念及文学作品的审美风格产生深刻影响。二者人性观的对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格局。     

论鲁迅小说对“看客心理”的批判

鲁迅毕生从事着国民性的批判工作,对看客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是他国民性批判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这一切都源于他作为文学启蒙这一使命感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对于我们民族深沉的悲哀和极大的热爱.     

试析鲁迅小说对国民奴性心理的批判

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将国民的奴性心理视为国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并在他的小说中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进行深刻的批判。奴性心理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出安于命运、安于现状的服从和驯顺;表现出愚昧、无知、轻信、迷信;表现出虚伪、狡诈、圆滑、散漫、懒惰。并由此发展为整个社会的麻木、冷漠。通过批判,力求促进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     

国民病根的诊断与救治---鲁迅对道教文化的批判

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他认识到道教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对国民精神形成具有重大而广泛的影响,于是把对道教文化的批判作为救治国民疾病的重要方法,批判道教卑俗的信仰、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瞒与骗的生存方式,揭露其迷信虚幻的本质,启发民众觉悟,并提出以科学理性对抗道教神学、拯救国民的主张。     

鲁迅的教育实践与对旧教育的批判

鲁迅自1909年从日本回国任教起,有近20年的教育工作经历,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的文章,鲁迅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旧教育的批判。     

话语的两个世界－－鲁迅与梁实秋比较论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中国现代学史的重要学现象。本通过对他们的比较性论述，梳理，较深入地探析其对立的因由：从鲁迅与梁实秋两种人性观的对立，阐明他们思想的两极性对学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学作品不同的审美风格。而他们的不同见解，又极大丰富中国现代学的化格局。     

论鲁迅对中国古典悲剧的批判

鲁迅从批判国民性出发,对中国古典悲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总体上对之持否定态度.学界一般认为鲁迅的这种批判过于偏激、片面,往往无助于对中国古典悲剧理论的建构,具有很大的负面性.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事实上,透过鲁迅的这种批判,论人们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古典悲剧的本质,其批判的美学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     

鲁迅对国民奴隶根性的反省与批判

鲁迅是一切奴隶道德和奴隶文化的最坚决最彻底的叛逆者,他淋漓尽致地揭发出中国人历久养成的奴隶性格,并从民族历史上探究奴性的由来,其"悟己为奴"和"誓将不复为奴"的精神资源,有显在的现实意义.     

论鲁迅后期基于城市的国民性批判

鲁迅在后期的城市中国书写中,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我们展现了城市国民自私自利、耍小聪明、自欺欺人、爱面子的内容;并挖掘出这些现象的根源：固有的封建主义等级制度产生的主奴意识的新包装,帝国主义入侵后崇洋媚外的新奴性心理和城市生活的激烈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金钱至上的卑劣心理;由此看出鲁迅后期基于城市的国民性批判有重要的城市社会批判价值、城市文化批判价值以及鲁迅对现代人性的呼唤。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鲁迅、梁实秋翻译选材对比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有关翻译选材方面有过激烈的论争,而论争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跟二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因素更为密切,本文主要从二者的翻译选材入手,分析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人意识形态较量的结果。     

鲁迅的“伪士”批判及其意义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论题,本文从这一文献中抽绎出三组对比,以揭示"伪士"所指:以种种不健康的主体态度去接受、操作现代知识的人;进而指明鲁迅的批判如何击中中国这一后发国家在现代化中的困境:"伪士"所操持的种种口号、学说、主义、思想只是"外在于己身"的"半生不熟的名词",由此引导的启蒙是不合法的;最后通过对《伤逝》的解读,来讨论如何通过"抵抗"以避免"伪士"而实现"真的人"。     

鲁迅小说对国民精神弱点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了鲁迅小说创作的主要动机。在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长期统治下，中国民众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极度困乏，而且在精神上也陷入了危机，愚昧、麻木的国民灵魂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强大阻力。面对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决心要加以疗治。他弃医从文，目的是要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写小说，是“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