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下高等教育政策主体责任界定

公共治理环境下高等教育政策主体拓展为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合作主体、评价主体、影子主体,其责任为适应共同治理而相应发生变化.高等教育政策主体履行责任的环境和条件包括完善公共治理环境、提升政策主体能力、强化政策主体责任追究.     

“互联网+”水环境责任审计在治理水污染中的作用机制探讨

水环境责任审计在治理水污染、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治理效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水资源环境保护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路线,是以事后处理的末端治理方法为中心的,在实践中缺乏监测这一系列过程的网络系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保护生态环境建立污染预警机制提供了发展契机.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建立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成为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本文通过互联网融入水环境责任审计的必要性、审计模式、作用机制等方面对互联网+水环境责任审计进行研究,引入环境重置成本法对环境治理的总成本进行计量,并与当前实际发生的治理成本进行比较,审核治理效果,并提出审计建议,以期为环境审计方法和路径的研究做出一点贡献,为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力量.     

电器电子废弃物末端污染治理的生产商激励问题研究

将电器电子废弃物的末端污染治理耦合于初始的产品设计之中,是从源头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电器电子废弃物污染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强调生产商责任延伸,但生产商的末端污染治理责任主要体现为经济责任,即生产商交纳废弃物回收处理基金.在我国电器电子废弃物末端污染治理中生产商实体责任延伸的制度约束缺失、企业又缺乏内在激励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引导生产商行自行回收处理,建立末端污染治理内部化的补贴与监管制度,树立企业环境形象,激励生产商积极参与废弃物的末端污染治理.     

市场化进程、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企业社会责任

与以往从外部压力和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不同,基于内部控制这一企业内部治理制度,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考察在市场化进程这一外部环境下,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持续影响.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明显偏低,但缺陷修复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提高,这种效果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加明显.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通过内部控制这一“免疫功能系统”的持续改进,不断修复内部控制缺陷,降低外部环境的不利作用,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提高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     

论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

传统观点忽视了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污染不治理"的道路.随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人们开始认识到企业在实现自身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该文通过分析我国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试图找出促进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对策,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青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初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国家号召"建设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使得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对青岛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状进行探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措施,有助于推动青岛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路径及绩效评价——以华润五丰为例

在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以华润五丰为案例,分析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路径,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社会责任履行绩效评价体系,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评价社会责任履行效果。通过研究发现,在精准扶贫区域,华润五丰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扶贫模式,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精准扶贫战略结合的有益探索,创新了社会责任履行路径,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为广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此背景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有益的模式借鉴和参考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探讨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刻不容缓的任务。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规范企业行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标准＂认证体系;加大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对企业直接责任人的处罚。     

论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及公众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履行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自愿的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业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协商治理”?——从职业教育“协商治理”说谈起

职业教育"协商治理"模式的提出,试图扭转传统意义上政府一元化的治理模式,但在"协商治理"模式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忽视了治理主体与治理能力、治理责任之间的关系,贸然认为"协商治理"是职业教育善治的最佳方式,显然这是一个误区。职业教育"协商治理"模式本身是一种较好的治理模式,但这个模式不能忽视政府的主导作用,否则将无法发挥"协商治理"应有的作用。因此,只有实施政府主导下的"协商治理",才能真正体现治理主体、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对应,才能真正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因此,在明确政府主导下的"协商治理"模式目标之后,需要从法律政策、产品与服务、经费支持、办学自主权、质量监控等八个方面来明确政府的治理责任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