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护耕地资源的政府间博弈分析

本文针对耕地资源逐年减少的现状,忧虑能否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应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保护耕地问题上博弈,得出结论:中央政府应选择履行监察职责的策略,并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处罚力度,有效遏止地方政府占用耕地的违规行为.     

差异化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

耕地保护作为土地政策调控的重要课题,其实施效果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耕地保护政策工具是政策执行主体为完成耕地保护目标采取的具体手段,而差异化政策工具会直接影响耕地保护效果。本文运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揭示政策工具与耕地保护效果之间的动态非线性特征,为充分发挥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组合拳”作用的理论构建和深入研究提供新视角。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效果表现出明显的二区制特征,分别为缓慢增长期（区制1）和稳定增长期（区制2）;并且耕地保护效果具备非线性周期变化的迹象,两个区制间的转换节点（即拐点）的出现与重要政策文本颁布时间相吻合。②在缓慢增长期,为保障耕地保护绩效,必须加强命令控制工具和经济激励工具的使用力度。在稳定增长期,应当加强宣传引导工具的使用,进而促进政策创新与传播。③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适用性和执行压力的变化,使耕地保护效果在区制1和区制2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特征,进而使耕地保护效果的区制转移概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且耕地保护效果在区制1的维持概率稍大于区制2。同时,预测分析表明,若政府放松对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视,耕地保护效果随时有可能由区制2转变为区制1。本文运用的非线性计量模型有助于深化耕地保护效果问题的研究。     

湖北省耕地资源净外部性价值量测算及财政转移支付

耕地资源既能产生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提供生态福利,具有正外部性,同时也会因为不合理利用而损坏人类的福利,产生负外部效应。仅仅估算耕地的正外部性价值量,可能会高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额,不利于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本文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分别测算了耕地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价值量,进而得出耕地的净外部性价值量;此外,通过测算各区域内部的外部性需求量得出耕地保护的外部性盈亏水平,并据此实施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均衡各区域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①湖北省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对外界环境均起到了正面影响,但省内耕地资源的净外部性水平差异明显;②扣除区域内部的外部性需求量,湖北省共有41个县(市、区)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有盈余,属于财政转移支付受偿区;同时,共有61个县(市、区)耕地资源的外部性处于亏损状态,属于财政转移支付支付区;③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个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额占当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0.007%~5.030%,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内。研究成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耕地保护县域补偿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与政策、行政与财政体制,以江苏省13个省辖市、27个县级市和25个县为研究区域,分析了县级政府多重角色选择与责任规避的机理,揭示了县级政府规避耕地保护的责任,导致耕地过度损失的原因,以及实施耕地保护县域补偿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构建补偿模式,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县级政府具有独立经济人的特性,耕地保护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存在巨大收益差距,且地方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建设用地出让收入,是其热衷于推动耕地非农化的主要原因;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补偿地方政府因保护耕地所导致的财政损失,缩小耕地保护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边际收益差值;在省与县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中设立耕地保护补偿项目,并以省内耕地现状数量与质量、人均粮食产量及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为基准,建立补偿资金转移支付预算模型,不仅具有客观公正性,还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如果实施补偿,补偿资金成为耕地保护好且产粮多的县域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将会有效激励县级政府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选择实验法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意愿实证研究——基于湖北武汉市问卷调查

耕地生态补偿的主要相关利益主体对于生态补偿政策的接受程度和可能反应,是未来中国设计耕地保护政策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本文选用湖北武汉市中心城区与远城区361份市民和383份农户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从选择实验法视角,分析城乡居民对于耕地面积、耕地质量与肥力、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支付成本4项保护属性及所组合方案政策的可能反应和接受意愿.研究表明: ①城乡居民对除货币属性外的耕地保护属性的偏好与接受意愿存在差异,居民对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与肥力,关注较少的是耕地面积;②所有耕地保护属性组成的7个方案中,最优方案的支付意愿最高,意味着居民期待耕地面积、耕地质量与肥力和周边的景观与生态环境都得以改善;③城乡居民之间偏好与意愿存在着差异,这与社会经济背景,区域环境质量与文化程度有较强相关性.因此,以提高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的耕地保护政策,是未来耕地保护政策设计首要选择.     

隐私政策文本特征对用户隐私保护意愿的作用机制

[研究目的]阅读隐私政策是个体使用互联网应用前需要面对的事项,也是触发隐私保护意愿的重要原因。[研究方法]以保护动机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探讨隐私政策文本特征(篇幅/提示)对个体隐私保护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设计2(高/低隐私保护自我效能)×2(长/短隐私政策文本篇幅)×2(有/无隐私政策提示线索)组间实验,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分析发现：隐私政策本文特征对个体隐私保护意愿的作用存在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文本特征能激发个体隐私关注,促进其产生隐私保护意愿;另一方面,文本特征也能诱发个体情绪耗竭,降低对隐私保护的意愿。同样的文本篇幅,有提示线索要比无提示线索更能促进被试的隐私关注、隐私保护意愿并抑制情绪耗竭发生。在控制了提示线索后,短篇幅要比长篇幅更能促进被试的隐私关注、隐私保护意愿并抑制情绪耗竭的发生。     

探悉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的有效途径

针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加大对耕地的投入,提高粮食单产;加大对违法主体的处罚力度;加强两个规划的协调性;提高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拓宽农民与中央政府的有效沟通渠道等解决措施.     

地方高校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孝感地区高校为例

主要借鉴创业事件模型(SEE模型)来分析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认为地方高校的创业教育、创业文化和政府政策三大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比较明显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学校、政府和社会能更加理性地看待大学生创业,从而更好地促进地方高校学生的成才和发展。     

绿色供应链参与行为演化博弈分析——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

   绿色供应链已成为政企谋求合作的新焦点,而政府如何制定恰当的补贴政策有效引导供应链绿色化以及企业面对政策导向如何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是实现共赢的关键。为了深入探究政府与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策略选择的动态过程,客观揭示绿色供应链各方利益主体参与行为的演化博弈关系,为政府合理制定补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在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双方的博弈关系和稳定策略,并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建模仿真,明晰了关键因素对绿色供应链政企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参与绿色供应链的行为博弈存在演化稳定均衡策略;利益双方的参与意愿互相影响,政府积极的补贴政策、合理的补贴力度以及企业良好的绿色管理水平、绿色成果质量,对绿色供应链的健康发展均有正向作用;政府补贴存在有效区间,要合理把握力度防止因企业滋生逐利心理而出现负面效应。     

基于博弈模型的“企业R&D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研究

针对"企业RD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两类博弈,从定量的维度对博弈模型进行推演、仿真和分析,重点考虑对博弈双方收益都有影响的参数,分析其变化对博弈双方收益及均衡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对地方政府的奖惩力度、合理的权责体系和有利于企业申报的适宜环境是保证企业RD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正确实施的关键。     

中国式分权与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偏离——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为例

分析中国式分权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以及土地出让价格偏离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探寻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价格偏离的制度成因.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及土地出让价格的影响,然后利用1999年-2009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促使了地方政府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对土地出让价格偏离的影响在于财政分权导致了土地出让价格的正向增长,政治集权导致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与商服、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之间的偏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倾向和土地出让价格的偏离与中国式分权制度安排紧密相连,进一步改革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具有较强激励作用的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治理体制,将更有利于修正土地出让价格的偏离.     

中国式分权与城市扩张——基于公地悲剧的再解释

以“公地悲剧”为分析的起点,阐释了地方政府在分权体制下的行为选择对城市扩张带来的影响,并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财政包干阶段和分税制阶段的分省份面板数据(1985年-1992年和1999年-2008年)为基础,进行经验研究和比较分析.不同分权阶段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不同阶段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努力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并没有发生变化,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不同阶段财政分权体制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包干阶段的影响为负,而分税制阶段的影响为正,在影响程度上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现阶段,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做对激励”和“做对协调”的相关政策措施来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从而实现合理的城市扩张.同时,本文还发现,土地市场建设有利于减缓城市扩张的速度;滞后一期的城市扩张对当期的城市扩张存在正向影响.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实施困境及科技创新方向

耕地占补平衡作为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占用耕地不断扩大的重要补救措施。当前,耕地占补平衡面临耕地后备资源枯竭、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占用耕地需求居高不下的困境,地方占多补少、占优补劣、破坏生态等异化行为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在耕地保护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必须深刻理解我国人地矛盾的长期性、极端性和复杂性,明确耕地占补平衡在保护耕地资源、优化国土空间、促进均衡发展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提升全社会耕地资源认知水平,加快形成以耕地质量和产能为核心的占补平衡新体系、差异化耕地占补平衡调控机制、生态优先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技术体系;实施中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重大科技行动,强化耕地资源全要素监测监管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全面提升我国耕地保护监督的科学决策与智慧管理水平,支撑耕地保护向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纵深发展。     

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研究——基于城市间博弈视角的分析

为全面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提高商住用地供给调控的针对性,本文将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关系纳入考察范畴,以山东半岛区域为研究对象,利用相关城市商住用地价格和供给量数据,求取该区域商住用地供给函数。在此基础上,基于博弈论方法,构建关系矩阵反映该区域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在商住用地供给存在替代关系的城市间,引入邻接矩阵表示供给的关注关系,能够描述地方政府商住用地的供给决策模式,该分析方法具有普适性;2在山东半岛区域内,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高度类似于"领导者-跟随者"模式;3区域商住用地市场领导者与跟随者的供给量反向变动。调控区域商住用地供给,应注意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的互动作用。对于城市间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为"领导者-跟随者"模式的区域,通过对处于"领导者"地位的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的调控,可撬动其他城市供给量的反向变动,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的耕地保护效应——以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

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是解决耕地保护区域非均衡的重要工具,其通过管制弱化区域和管制强化区域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使得不同区域均能享受到国土空间优化带来的福利提升,有助于耕地保护的实施。本文初步尝试将新增费缴纳、新增费分配过程有机结合,视为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即新增费由建设用地指标多的非农发展区流向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农地保护区,并考察这种以新增费为载体的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5年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和引入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新增费为载体的省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达到耕地保护的目的,但是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进一步探讨新增费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新增费缴纳和新增费分配的耕地保护效应大小可知,相比于新增费分配,新增费缴纳的耕地保护效果更好。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以新增费为载体的省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耕地资源保护。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整合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研究--基于管治的视角

我国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整合。本文分析了工业园区整合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地方保护主义下的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地方政府在工业园区整合中要基于管治的视角,充分发挥其作用和职能,积极处理好整合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关键在于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责任和权利,制定切实可行的协调工作程序,完善协调工作的组织管理制度,出台配套的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转移政策。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研究

本文从我国耕地保护主要问题的辨析入手,认为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和地方政府的制度扭曲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个理论命题:一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其主要表现在耕地保护产权不清、耕地价值不完全、制度没有对耕地保护产权界定和耕地保护制度扭曲;另一是耕地保护机制创新——构建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并对这一机制构建提出了基本的思路。     

2000-2010年中国耕地变化与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效果分析

本文基于中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深入分析了2000-2010年间中国耕地变化及其空间差异,并对中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0年间中国耕地面积有所减少,由2000年的1.85亿hm²,减少到2010年的1.81亿hm²,耕地减少的主要方式为耕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耕地变化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增东减,北增南减,东部沿海自然条件良好地区以及中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耕地减少,西部水资源缺乏地区耕地增加的基本格局。大部分省份没有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基本目标,有18个省份占补平衡指数小于-50％。建设占用的耕地多适宜农业耕作,而新增耕地只有不到一半适宜农业耕作。研究时段内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加以及城镇化等因素导致的建设用地需求快速增加,决定了东部地区耕地占补平衡很难有效实施。全国耕地总体占补平衡背后存在较为严重的生态风险,耕地增加过于依赖土地开发,对现有耕地的保护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