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当记者

作为一名记者,在现今这个年代,能有一段在西藏生活的经历,是自己的幸运。现代记者的三个标志是:操作电脑、开车、外语。一个好的记者,还应该有良好的思想素养,扎实的文字功底,丰富的阅历,还有就是勤奋。有此四者,方可将所见所闻意到笔到,行之于文,绘就于章。我不能算一个好记者,但我拥有引以自豪的丰富经历。在西藏     

我在西藏当记者

1984年初夏,我第一次下乡采访.乘坐的老式吉普车从海拔5000多米的色齐拉山下来时.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狭窄的山道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上千米的深谷,吉普车辗着深谷的边缘避让着。可因路基比较松软.使车子后的右轮胎不停地往深谷倾斜。望着不见底的深渊,我吓得闭上了眼.心想这回没救了。就在开车的师傅高喊:“打开车门,跳车!”的一刹那,车子却奇迹般地冲上了路基。可没走多久,又到了一个叫“排龙     

我在巴格达当记者

"战地记者",一个值得羡慕和崇敬的名号.我一直心向往之. 2003年春天,精确制导导弹流星般刺破巴格达夜空.美军铁定了心思推翻萨达姆政权,而伊拉克人注定要面临长期的动荡与恐慌.当年7月,我赴伊工作,也成了一名在战乱地区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在经历了一次次爆炸、目睹了一幕幕惨状、品尝了一场场酸甜苦辣之后才发现,"战地记者"的名头原来是需要勇气和决心来换取的,容不得半点懈怠.     

我在美国当记者

1997年7月至2000年11月,我受新华社领导委派,先后在华盛顿和联合国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本来记者就有;无冕之王"之美誉,而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当记者,就更引起国人羡慕。但在美国当记者,有苦亦有乐。新华社华盛顿分社有10多名记者和行政技术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没带家属,大家相互戏称"光棍",没有带家属倒不是国家政策不允许,只是家有老小和其他一些实际问题,只好过"牛郎与织女"的生活。以我为例,迄今结婚22年,其中12年一人在国外工作,爱人在北京带孩子。虽然为孩子作出牺牲心甘情愿,但     

我在东京当记者

似水流年。在日本一晃就是四个春秋。回国前辞别时,一位日本朋友问我:“这几年的日本给你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我笑了:四年内换了五个首相。能不深刻吗?天皇登基,泡沫经济破灭,自民党38年一党政权终结,日元兑美元汇率突破100大关……我赶上一个万花筒般变化的时代。     

我在新疆当记者

1988年我走上新闻岗位,至今已22年.一个最大的切身感悟就是,新疆的新闻工作者要比内地同行更加具有政治责任感、新闻事业心、雷厉风行作风和开拓创新精神,才能在大漠、草原、高山、湖泊里采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我在日内瓦当记者

作为《光明日报》驻外记者,我在日内瓦这个著名的国际会议城和联合国欧洲办事处所在地工作了4年多,参加过一些比较重大的国际新闻报道。我深深体会到国际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集团利益性。 现代社会,人们关注的问题早已超出了本国、本地区范围。许多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活跃在战场、各类灾难和人道救援现场以及重大的国际会议会场。随着通讯事业的迅猛发展,通讯手段越来越多,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卫星通信和电子邮件等每时每刻向人们传送着大量信     

我在香港当记者

准时与坐冷板凳 在香港采访,时间观念似乎变得非常重要。 应香港贸易发展局之邀,自穗赴港采访之前,我已经得到了一份日程表,上面开列了所有应该采访的厂商名字、地址、电话,最后是采访时间,并不是年月日,而是从上午或者下午几点到几点,详细列明,一丝不苟。对方有话:那是事先电话约好了的,务必准时。 第一天去采访的那个公司,在一个冷清的大厦群里。边找边问,不觉时间已过,迟到了!对方见到我虽然没有说什么,但那表情隐约就是:你没有准时!……至于还有什么别的就难说了。我不觉尴尬,赶紧解释一番问路之难,接着忙不迭地进入正题…… 以后几天自然早早出门,不敢迟到。我发觉一般来说,只要准时到达,对方总是已经恭候,而且能立刻接受采访,并没有以往在广州采访常见的那种“扑空”的烦恼,或者“你先坐,我忙完这些再谈”之类不讲道理的推托。     

我在美国当记者

我在美国当记者宋晓刚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３日，关于巴勒斯但白治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在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上千人出席这个举世瞩目的仪式，各国媒体更是争先派记者采访，美国的ＣＮＮ等电视台从天不在便开始由最大牌的主持人邀请中东问题专家做各种现场新闻分析转播，上百...     

我在新疆当记者

回想起来，自己这大半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当记者——从青年到中年，一直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做一名忠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     

我在美国当记者

岁月匆匆。今年初,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四年记者生活,回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回想这几年,既紧张艰苦,又充实难忘。在美国当记者,机遇多,挑战和考验也多。在那里,我采访过许多人,值得回忆的事情也不少。下面几段经历,是印象最深的。 长岛采访王嘉廉 出国长驻的人都说,回国之前特别忙。去年底,当我接到总社的调令准备回国时,也颇有同感。但我想,再忙也要去采访一个人,那就是美国联合电脑公司(简称CA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王嘉廉,他的英文名字叫Charles(查尔斯)。     

我在西藏当总编

（一）如果说人生总有几次抉择比较艰难的话,我仅有的两次都与西藏有关。第一次是1995年春天,人民日报需要派一名援藏干部到西藏日报任副总编辑,根据条件,许多同志认为我是较佳人选,动员我报名;第二次是1998年春天,我3年援藏任务即将期满。当我拿着3年援藏总结到人民日报汇报时,邵华泽社长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西藏自治区党委给报社发来电报,请求将你留下来再干一期（3年）。我已经作了批示,首先就是要征求你的意见。”其实,这两次抉择的主动权都在我自己手中,我要不报名、不表态,已不会受到任何的责备,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     

我在北京当驻站记者

1998年3月，我从编辑部到人民日报北京记者站做驻站记者。从编辑到记者，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而在北京这个特殊地方当驻站记者，其中的甜酸苦辣似乎也很特别。借《新闻战线》一角，说一点不成熟的感悟。倾注一份热情 记者出身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有一句名言：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他说，记者就是编辑部的采购员，出门去就是要拿回东西来，要有“每采必得”的勇气。我确实体会到驻站记者应该保持这种精神状态。在北京当驻站记者，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了解宣传信息比在外地驻站要方便，但它所要求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更强。譬如，一件影响…     

我想当记者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的人想当科学家．有的人想干企业家,我的理想是当新闻记者。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做记者的通讯员,不是好通讯员。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三级,党委会都可列席参加。在一些人看来．记者的职业是最超脱的,闲云野鹤,东南西北,信笔所至,名利双收。也有人觉得,记者的胸膛包着一颗正义的心,当弱者受了委屈时,不找法院找记者;也有人把记者当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刀笔吏”。有人问我怎么想,我答不出,因为我“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我就是想当记者。今年初,外地一位素昧平生的青年给我来信说他写了上百篇稿子没有发表．问他能不能当记者．还说要不要给编辑部送礼。     

我这样当记者

1984年10月,在社会闯荡了几年的我终于于22岁那年圆了龆年的梦幻,走到记者、编辑的岗位上,于是,我写下,发表了2100篇新闻,近百篇政治、经济论文、调查报告、内参,一百多篇新闻论文,一批文学作品,出版了专著《新闻开发法》。我的身份是农民(户口在农村)。回眸往昔,在一串串不     

我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

我的第一个新闻学教授 1995年春天,我从北京飞抵华盛顿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十几年前研究生院的老师泰德·葛普打电话.     

我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

我的第一个新闻学教授 1995年春天,我从北京飞抵华盛顿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十几年前研究生院的老师泰德·葛普打电话.     

我这样当法制记者

人物采访是新闻记者重要的基本功之一,不少获奖的新闻作品,人物采写都比较成功,写得好的作品,往往通过对人物的采访和写作,能反映一件大的事件或者反映一个事物的侧面和正在进行中的一个运动成果。     

我当记者20年

“11月8日”这个日子,对于记者来说,不是一个狂欢的节日,也不是一个放松的日子。这一天,没有休假没有干杯也没有鲜花,报纸照常出版,电视广播照常播出,记者照常踏破铁鞋寻觅着;这一天,仅仅意味着要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更是一年一度的提醒——被人们称作“记者”的人,永远不要忘记了做记者的职责和使命。     

莫艾教我当记者

１９６０年３月，我被调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同时是人民日报北京记者站）当记者。调我们这些人当记者，是社长莫艾的主意。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从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选调干部，是充实记者力量、加强队伍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初识莫艾 我认识莫艾是在１９５８年，那年７月，少奇同志到石景山钢铁公司蹲点调查，住了四天。我作为公司党办负责人，担任记录和做一些联络工作。莫艾同志采访了少奇同志到公司后头两天的活动，应公司党委的要求，第一天晚上，他帮助我核对记录。他面带微笑，态度谦逊，待人友善，一点也没有大记者的架子，给我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