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命题对民族教育课程知识选择的意义

课程知识选择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转变过程,是课程知识选择视野从无主体向主体发生变化、课程知识选择主题、从无主体向主体问题发生变化、课程知识选择方法论从无主体向主体方法发生变化的过程.在民族教育课程知识选择的视野、主题和方法论上应介入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关注权力在民族教育课程知识选择中的重要影响.     

课程知识选择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课程知识选择问题大致经由斯宾塞、阿普尔和麦克·扬的三种叩问得以产生与延续,并实现了由“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再到“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回转。斯宾塞对客观主义的高谈和阿普尔对意识形态的阔论造成理论的盈溢,麦克·扬兼顾客观与建构,却以行动的缺席而不知其果。三者都未能“求本固原”。知识的选择作为课程基本问题,理应以人的生存为取向,以自由(权力)、理性(现实)和精神(价值)的充盈搭建知识的生存环境。     

知识观视域下国外课程理论的演进研究

课程是围绕知识的选择、组织而展开的,知识的发展深深地影响着课程形态的演进。19世纪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但随着知识的客观中立性神话被打破,这一科学取向的课程设计理念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阿普尔转换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政治取向。尽管阿普尔的思想显示了智慧的深度,却依然没有摆脱科学认识论及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教育中的映射。只有转换提问的方式即"知识怎样最有价值",寻求知识与学生间的意义关联才是这一问题的出路。     

论批判理论视域下课程知识的选择

课程内容始终是教育的核心。因为什么知识能够进入课程、进入课程的是什么知识、体现的是谁的利益在本质上决定了教育要培养的是什么人;或者反过来说,国家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习哪些课程知识来决定的。所以,本文将课程作为政治文本,从这是谁的知识、为什么要选择课程知识、由谁来选择课程知识、如何选择课程知识四个方面探讨了批判理论视域下课程知识的选择问题。     

存在性符号的人性化历程——课程研究问题史的文化哲学考察

在文化哲学的视角下,以“知识”为讨论平台,个人性课程对存在性课程发起两大冲击:对个人意义的肯定,对知识权威的破除。借助知识的自为价值和功能价值的分析框架,在前课程研究领域,伴随着激烈的文化选择,存在性取向和个人性取向同样朝向了现实的幸福生活,但初步萌发了争论的焦点。现代学校的建制奠定了存在性课程的合法地位。在现代课程研究领域中,围绕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怎样对课程进行逻辑的组织”的问题,个人性课程从课程框架入侵,而后发展到课程结构的渗透;围绕着对“谁的知识”、“怎样的知识组织”、“怎样的知识传递”的问题的回答,存在性取向课程和个人性取向课程的争论又重新融合,再次走向人类的理想未来。     

从课程角度解读通识教育困境

本文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如何选择教育经验”和“如何组织教育经验”这三个问题出发,从课程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通识教育的困境。我们认为当前通识教育课程价值被忽视、课程设置不科学、课程组织不合理是造成中国通识教育势微的重要因素。     

论课程知识的价值维度:“谁的知识”以及“什么知识”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关涉教育目的。从“谁的知识”以及“什么知识”两个维度探讨课程知识的价值取向,课程知识既要满足个体发展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应保有社会价值。课程知识应以彰显“有尊严”“包容性”“可生成性”等为基点,建立“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发生互动的教育场景,才能将知识内化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个体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也才能充分体现教育的价值。     

课堂重构:"知识为本"走向"生命发展"

课堂是什么?课堂应该是什么, 教育理论界近年来对于相关问题的争论与探讨,体现了人们对于课堂的实质及课堂教学价值的积极关注与反思。 从模式来看,传统课堂是一种知识为本或知识至上的课堂。从中国古时的“六艺”、“四书五经”到近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西方早期的“博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直到近现代的“学科体系”,知识,成为课程的主要内容,     

课程结构的意识形态诠释

作为一种载体，课程知识的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即课程结构，隐喻着“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意识形态观念：作为一种表象，意识形态往往借助课程结构表征课程所隐藏的寓意，以体现权力集团的政治世界观、政治信念、政治意识，同时反映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表达形式上，意识形态具有隐蔽性，总是借助一定的载体，体现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解读新课程背景下语文知识教学的困境

,语文课程改革的进行．标志着语文学科在课程内容、教材内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以及评价方式上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语文课程内容的变化是发生这一系列变化的基础．因为课程内容是回答“救什么”的问题。教材内容是回答“用什么教”的问题。教学方式是回答“怎样教的问题”。所有的环节其实都是围绕着课程的内容展开的。课程内容是课程改革的起点。而“从形式上看。课程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课程研制的核心内容也就表现为对知识的选择与组织．因而知识是课程的最直接的一级制约因素．     

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

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 当前基础教育改革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从“知识中心”向“方法中心”或“能力中心”的“转向”问题,而在于新的社会背景下“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斯宾塞就曾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并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了回答：“科学知识。”事实上,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改革,都不得不根据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要求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可以说,教育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递和掌握,而且首先意味着知识的选择和比较。     

课程知识选择:内涵分析

课程知识的选择是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领域.随着三级课程体系的推行,课程知识选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往研究中,人们侧重课程知识的研究,而相对忽略课程知识选择的研究.课程知识和课程知识选择这两个概念尽管有密切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课程知识的选择应由选择主体、选择客体、选择目的和选择依据等几个部分构成.课程知识选择包含“课程知识的选择”与“知识的课程选择”两个层面的活动.它的实质是知识价值判断的过程.同时,它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结合的过程,既要对课程知识的客观状态进行选择,又要依据主体的需要和目标要求作出判断.课程知识选择以选择主体设定的选择标准为依据和准绳,是对课程知识价值的有目的的能动把握.     

知识观的演进与课程模式的选择

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本质、类型、属性、价值等问题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是人们对“什么知识最有用”和应“掌握什么样知识”的根本立场和观点。信息化产业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知识观已经由传统的知识观向现代的知识观转变，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对知识本身的研究与讨论，同时对学校教育领域中课程模式的选择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种新的教育使命：多元知识观的教育

一、对知识性质的讨论。笔者经历了多年“学知识”的过程,又经历了“教知识”的过程,可是突然有一天问自己知识是什么．竟然无法解释。在调研中,笔者曾向内蒙古牧区某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提问：“你认为知识是什么？”学生的回答是“知识是学校里学习的课程”、“知识是为了祖国发展而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知识是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     

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知识价值的视角

课程知识的选择问题由斯宾塞引入课程研究中,经阿普尔和麦克·扬的追问得以发展,经历了从“客观价值”到“社会建构价值”,再到“客观价值与社会建构价值兼存”的发展历程。在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背景下,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知识类型可区分为技术知识、工作知识和专业知识。从知识价值的视角出发,可从人才培养目标、智力理论、职业带人才结构理论三个维度对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进行阐释。     

课程知识观的学理分析及其启示

在学理上,课程知识观是关于课程知识的“性质”、“功能”与“实践方式”等最根本性问题的理解。学校教育是通过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和传递来实现人的生成的,通过对知识社会学视阈中课程知识观的学理分析与考察,为教育中人的生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性质上,课程知识中“无人身”的中性判断被颠覆;在功能上,课程知识提供了“知性”与“人性”相遇的可能“场域;”在实践方式上,课程知识在其“组织策略”中生成人。     

论课程选择的基本取向

课程内容的选择,简称“课程选择”(curriculum selection),是根据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及相应的课程目标从学科知识、当代社会生活经验或学习者的经验中选择课程要素的过程。这些课程要素包括概念、原理、技能、方法、价值观、等等。课程选择是课程开发的基本环节之一。1859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著名命题,这可以说是课程论发     

四、新时期学校德育的途径与方法

1．德育课程价值转向在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所设立的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从德育课程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它在观念上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革:一是在道德存在观上,从知识形态道德转向生活形态道德。新课程认为,道德是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生活是它存在的基本形态,道德的基本提问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德育课程的根本目的是引导人们去选择、建构有道德的生活、生活方式。二是在课程观上,从唯知识论转向生活经验论。新课程认为,道德学习的过程     

课程知识选择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知识性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选择进入课程的课程知识也具有了文化性、境遇性和价值性的社会属性,并且课程知识的选择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和斗争的过程,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性,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在其中有着不同的需求.对课程知识选择进行社会学分析,对我们的课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必读"与"不必读"的背后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从斯宾塞所在的时代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课程改革也无非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认识，而对那些认为对学生“最有价值”，而教材又无力承载的知识，人们往往以“必读书目”的形式推荐给学生，希望学生通过课外阅读获得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