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大公子》——从陈衡哲的《一日》谈起

所謂“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是指由中國人執筆,捨弃文言而使用白話寫出來的有人物、有情節、有結構,在時間上是最早的小說。 有人說,“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個女作家是陳衡哲,她以白話文從事文學創作之早,整個‘五四’文壇,很少有人能相比。海外文學史家司馬長風曾寫道:‘中國現代第一個拿起筆來寫(白話)小說的作家是魯迅,第二個就是陳衡哲’。她寫的《一日》,     

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渾沌與太極

一 前言 早期論述中國文化或比較中西文化的學者,時常列舉的一項中國文化之特色,乃是中國没有創世神話.這個命題配合着"中國文化缺乏宗教精神"、"黄河文明質樸說"或所謂的"儒家是人文主義"等諸種的命題,它們構成了一種强而有力的論述,這種論述强調中國文明缺乏形上的思考與宗教的情懷,它基本上是現世的導向.     

“東去江聲流汩汩 南來山色莽蒼蒼” 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

正中國的文化問題,是今日人類文化問題之中心所在,亦一切文化之一大糾結之所在。這個大糾結,如能解開,不但中國問題可解决,人類問題也能解决。——唐君毅:《當前世界文化問題》一窮極返本殷憂啓聖殷憂啓聖。從堯舜孔孟到近代仁人志士,中國歷史文化或明或隱地遵循着憂患與聖賢對應呈現的節律,塑造了中國歷史特有的文化類型。孟子等德慧高深者,皆有一種大尺度去衡評文化命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1949年不僅是中國現代歷史一個非同尋常的轉折點,也是孔子誕辰2500年,以五百年爲單元,從1949年上溯,大致可例舉王陽明、朱熹、韓愈、司馬遷幾位文化     

學人寄語

中國文化之前進,大體與電訊網絡之日新月異關係不大;而中國文字構成之美妙,電腦更不 會有一臂之助。在光影聲像權之時代,保持文字自身神聖之尊嚴,乃是當今文化人不可旁貸的責職。由於電腦勢力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坐大,     

《楚辭》之興,本由圖畫而作 《九歌》新論

歷來研究《九歌》者,多由王逸《九歌章句序》申發,討論其創作原委和主旨等,然疑點亦多,衆説纷紜,迄無定論。本文結合屈原《天問》等作品,综合考察文學與圖像的關係,論定《九歌》是屈原觀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而作,它與《天問》分别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賢聖怪物行事",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古史和諸神的體系,也成爲早期中國南北文化交融的一個範例。     

試說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總體特徵

本文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从總體上作了若干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以改造民族靈魂為總主题,以悲壯、悲涼為美感上的主色調。悲涼背後常蘊含着不少“意識到的歷史内容”,它是“文學在思考”而且思考得相當深刻的標誌。在西方是歷時的文學思潮,至中國而為共時,創作方法的多元化於是成為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另一特徵。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批小說大家,促進了創作個性的發展和小說流派的繁榮。藝術上長期保持開放的勢頭,形式豐富多變,是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又一特徵,這使它與世界文學潮流保持同步發展。     

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確立 以偃師水泉石窟和北響堂“高洋三窟”爲例

輪王治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教慈悲思想和貴霜王朝政治實踐的相互結合,其在中土傳統王權觀之外提供了另一種政權合法性來源。自後趙始,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獲得胡族政權的認同,成爲胡族政權實現"君臨諸夏"的意識形態工具;自北凉始,石窟成爲輪王治國思想最好的表法載體。水泉石窟主尊的"兩佛并立"模式和胡靈太后的佛教政治理想相關聯,北響堂"高陽三窟"的輪王坐姿正是大乘佛教慈悲思想的表法符號,也和北齊文宣帝的佛教治國方案密切相關。遵循"從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的思想史研究路徑,本文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小乘佛經是同時傳譯的,大乘思想如何在中國中古早期獲得傳播并扎根,最終成爲中國文化的要素,參與建構和定義了中國文化。     

中國社會封建論駁議

把秦至清的中國定性為"封建社會",是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流行說,此說被認定為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不容置疑.然而,我們通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著却會發現:唯物史觀創始人反對濫用"封建"概念,不僅從未將前近代中國、印度稱作"封建社會",而且對某些論者抹殺西歐與非西歐(東歐及亞非諸國)歷史的差異,將西歐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普世化的作法給予嚴厲批評.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持論,不僅關涉到對"封建社會"的確切把握,而且關涉到一個更宏大的議题:世界諸民族、諸國度的歷史路徑究竟是網狀的還是單綫直進的?     

老子<二十五章>評札記

一"道法自然"如何讀? 關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節,歷來有不同的民法。特别是"道法自然"一句歧异更多。不同的讀法就涉及不同的句法結構。 第一種是最普通的讀法,即讀作"主--謂--賓"結構,就是說"人"、"地"、"天"、     

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越人歌》

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當屬《越人歌》,是一位越族的榜枻人為楚國的鄂君子唱的歌,由翻譯人將越語翻譯成楚語,後經記錄傳世,成為公認的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越人歌》分為記音直譯與意譯兩種。 最早記錄《越人歌》的文獻是西漢劉向的《說苑》①。本文直接引用《龍溪精舍叢書》第五函《說苑》卷十一《善說》第十三則,關于《越人歌》一節載:襄城君始封之日,立于游水岸上,想渡河。楚國大夫莊幸走過來對他說:     

理學工夫論的“德性之知”

"德性之知"的提法是理學"成聖"工夫論中一個核心問題,與"德性之知"相對應的概念爲"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對分是普見於中國儒釋道思想中的一組概念的變形。大傳统的三教論述中,都曾提出一種由心體發出而可切入物之本來面目的無知之知,與此"無知之知"相對照的即是由感官發出的"見聞之知"。儒家兩種知的分别始於張載、程頤,兩種知的提出和兩種性(羲理之性、氣質之性)的提出乃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是一種對新的人(亦即人的無限性)的想象,它們啓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本文探討底下問題:兩種知的内涵,朱子何以避免使用"德性之知",王學的良知與德性之知的關聯。本文除了涉及理學史的脉絡外,也探討了"知悟性"、"物自身"理論的問題。     

徒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

秦漢以後中國的國情秦漢奠定了中國大一統的格局,二千多年來,統一成為主流,認為是正常現象,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從秦漢打下了基礎。 認清古代國情,總要摸清古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古代何時進入封建社會,關於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史學界至少有四種說法,本文不打算從社會分期的角度來判析國情,試從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基本矛盾的角度進行初步探索。     

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再讀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

在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啟蒙運動發生過兩次,一次是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或者說"新啟蒙"運動.這中間大約隔了一個甲子,經歷了中曰之戰和國共之戰,以及新中國成立和大躍進、反右、文革,國人日益遠離五四啟蒙,直到物極必反.     

錢鍾書論《老子》

在中文學術著作裹,錢鍾書先生的&lt;管錐編&gt;是一部非常獨特的書.此書用典雅的文言寫成,選取&lt;易&gt;、&lt;詩&gt;、&lt;左傳&gt;、&lt;史記&gt;、&lt;老子&gt;、&lt;列子&gt;等多部中國古代典籍,分列條目,逐一評黠,而各條目之間并無系統的結構和明顯的邏輯聯系,看來似乎是傳統筆記的寫法.但此書又打通中西,旁徵博引,不僅引用中國歷代各類著作,而且從西方典籍中采取可資借鑒參照的材料,直接引用英、法、德、西、意、拉丁等不同語言的各種書籍,在互相比照中深入闡發中國古代典籍中一些具體片段的意義.這樣的寫法確實是前無古人,而只能産生在現代的學術環境裹,&lt;管錐編&gt;也的確是一部充滿了新意和新思想的現代學術著作.……     

敦煌六祖壇经读後管见

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派,而壇經則是後世奉为禪宗唯一的經典,也是中國人所寫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尊稱为經的典籍。壇經紀錄了禪宗創始人惠能的言論,代表了禪宗的基本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同樣佔有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過去讀壇經的人,大多數是以明藏本的壇經为唯一通行的讀本。到了近代,敦煌的寫本發現了,日本的興善寺本、大乘寺本出版了,壇經的研究才進入了新的階段。談到敦煌寫本壇經,現藏倫敦不列顛圖書館,編號为斯五四七五,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按原本不分章節校定,編入第四十八册。日     

編後

今年是<中國文化>雜志創刊二十週年,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辦二十週年.當本期刊物出版的時候,不能不想到聖人的川上之:"逝者如斯夫!"當二十年前 <中國文化 >創刊之際,我們在發刊詞中提出:興學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聲不同,我們想爲了走向世界,首先還須回到中國.     

優入聖域:顔子對孔學的生命詮釋

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爲生命的學問,因此體知與體證對於儒學的理解和發展都具有特别的意義。颜回是孔門高弟,位居"四科"之首,"優入聖域",在儒家道統中居於極爲重要的地位。顏子之體證境界,建基於好學,其踐屣工夫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颇多可述。宋儒津津樂道之"孔颜樂處"正是顏子"優入聖城"的表徵,颜子的儒學史地位不在於理論上之創發,而在於生命之詮釋。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逝去的童話早期德國漢學家巴耶爾的中國猜想

十七、十八世紀,是歐洲社會大轉型、思想大變革的時代,中國文化的西傳以及由此興起的早期漢學,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這場思想變革.①德國學者巴耶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1694-1738)是十八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漢學先驅之一.他曾經仔細研究過米勒、門澤爾等人的中國學成就②,他的主要興趣也是探討中國文字的結構系統.他還研究過中國的曆法,編纂過一部《中文小百科》,可惜這部辭書和他的其它許多漢學著作一樣均未能梓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