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粟特人史多墓志初探

近百年来，洛阳发现的中古时期昭武九姓的遗物遗迹，以揭示中外关系、民族融合而享誉学界。在强盛开放的唐代，往来中国的粟特人络绎于途。史多墓志的问世引发了新的关注，其为世袭嫡传的中亚史国城主后裔。曾祖达官、祖史昧仰慕东方文明，交通隋朝。犬唐立国，城主遣子史日入质长安，以示信于宗主国。唐朝则令其镇守玉门关，确保丝路要隘畅达。第二代质子史多由太宗任命为中郎将，经年宿卫长安宫阙，一心事主。也曾率部征战突厥，忠耿保国。后称病致仕，养闲东都，高寿越百，卒葬龙门。出土文献昭示了一段在粟特诸国与中国互为信任友好往来的背景下，史国贵族移居大唐入华为官，来而不返著籍洛阳，繁衍后代最终华化的文明史。     

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

<正>一、问题的提出自西周、东周直至隋唐之际，中国都城呈现着忽东忽西的不定格局。特别是北周隋唐时期，尽管长安是京师所在，但同时又以洛阳为东都，帝王屡屡东幸甚至久住洛阳，长安和洛阳成为地位相埒的东西两京。但是自唐玄宗以后帝王再也没有东幸，自五代以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都城，这是为什么？     

武周革命与洛阳

迁都洛阳,是武则天夺取和巩固权力的重要举措。首先,关陇势力在长安根深蒂固,迁都洛阳是从政治上摆脱关陇集团控制、壮大山东势力的关键;其次,长安已失去了唐初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而洛阳在军事上的地位则显得越来越重要;再次,自东汉以后,关中经济屡遭破坏,长安供给又不能保障,而洛阳却拥有经济之利。     

唐代东都分司制度的渊源及其影响

唐朝以长安为都城 ,以洛阳为陪都 ,由于其位于长安以东 ,故又称东都。所谓分司官 ,就是指在陪都另行设置的一套中央职官体系。早在西周时 ,洛阳就已经是陪都了 ,当时是否设有分司机构及官员 ,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新莽统治时期仍然将洛阳作为陪都 ,王莽曾说 :“昔周二后受命 ,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 ,盖亦如之。”① 既然是陪都必然有相应的机构和职官设置 ,与西周的情况一样 ,其详情不见于文献记载。洛阳作为陪都并明确设置有分司机构和职官的时期 ,应是北周统治时期。北周灭亡北齐统一北方后 ,至周宣帝时 ,遂以长安为西都 ,洛阳为…     

简析西汉初的建都

西汉初年国都的确立与建设，经历了定都洛阳，建都关中的过程，而定都关中又有临时定都栎阳和最后定都长安的过程。而长安则是先确立建都，长安又是秦都咸阳的发展。汉初都城的确立，又和汉初的政治形势及刘邦与主要的决策张良等人的建议有关。     

浅析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原因

唐初定都长安，武则天称制后迁都洛阳。武则天定都洛阳有深刻的原因，它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萧二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逸乐的私欲。     

从平城到洛阳:北魏丝绸贸易与佛教兴盛关系略论

5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丝路东段的商胡与僧侣、教团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北魏灭掉北凉后,丝路东段贸易中心从河西姑臧转移至平城,河西佛教僧团也一并移到平城,丝绸贸易和大兴佛事对物资的消耗是北魏迁都洛阳的重要经济因素。北魏迁都洛阳后,大批西域商胡来到洛阳从事丝绸贸易,而洛阳的北魏工商货殖之民与官僚权贵从繁荣的丝绸贸易中赚取了大量财富,他们随之将赚取的大量黄金珍宝等投入到兴造寺塔等奉佛活动中,使洛阳和中国北方佛教大盛。而西域商胡、北魏各界投入到奉佛活动的大量黄金等贵金属物资,与欧亚丝路西段拜占庭、波斯、嚈哒及粟特商胡间的战争和经济往来有密切关系。     

杨玉环少时考

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世代信佛,开元十二年蜀州青城山佛道争观,唐玄宗亲自干预,支持道观,玄琰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玉环成为孤儿后,被接到洛阳,随叔父杨玄璬生活。玄璬蓄有粟特裔妻妾,她们经常携带玉环到祆祠进行聚会,参加粟特祭天仪式,玉环在那里学会了酣歌醉舞。这种祭祀活动包含着昭武九姓胡的生活习俗,边嗜饮葡萄酒,边载歌载舞。杨玉环因生活环境的缘故,得以受粟特文化的熏陶,而精通了外来的乐舞艺术。     

两汉选都不同之原因比较

在中国古代,一朝都城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该朝代的治乱兴衰,因而历代帝王在择都问题上,都非常谨慎和讲究。西汉和东汉的开国皇帝都是起家于农民起义军,在登上皇帝宝座、面临择都问题时,也皆在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城市间选择,所不同的是,刘邦选中长安,而刘秀选中洛阳。尽管结果不同,但他们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其间的原因比较复杂,本文认为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     

从考古文物谈固原北周隋唐时期的历史人物

20世纪后期在固原发掘的李贤、字文猛、田弘等高官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再现了北朝原州独特的历史地位与文化风貌.而固原南郊史氏家族墓地的发掘,大量反映中西文化交流与中亚风格的遗物,印证了基地的主人是流寓中国境内的中亚粟特侨民,即中国史籍所载“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家族.使人们对流寓中国的粟特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也为粟特人东迁提供了佐证.     

简析西汉初年的建都

西汉初年国都的确立与建设 ,经历了定都洛阳 ,建都关中的过程 ,而定都关中又有临时定都栎阳和最后定都长安的过程。而长安则是先确立建都 ,后命名长安 ,长安又是秦都咸阳的发展。汉初都城的确立 ,又和汉初的政治形势及刘邦与主要的决策者张良等人的建议有关     

东汉定都洛阳动因浅析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其后坐镇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指挥围攻洛阳的战斗。十月，守城将军大司马朱侑举城投降，刘秀“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宣布定都洛阳，因汉为火德，忌水，故改“洛”为“雒”。从光武帝定都洛阳至献帝迁都长安，洛阳为都共历十二帝196年。     

唐宋间牡丹热的地理变迁

众所周知，唐代中叶长安出现了牡丹热。在中国自然审美史上，人们第一次对一个自然物表现得如痴如狂。白居易《买花》诗曰：“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写出了人们买牡丹的热情。李肇《国史补》说：“长字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观为耻。”道出了观牡丹的盛况。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不少牡丹诗、牡丹赋、牡丹画。牡丹热被誉为“上国之盛事”。宋代也有牡丹热，盛况不减唐代，然而地点却从长安转到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犹为天下奇”，几乎是宋人的共识。南渡后还…     

隋末唐初李渊用兵两京之间的地理分析

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是隋末唐初李渊集团军事部署的战略枢纽区域。无论从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还是军事防御与进攻体系的构建,李渊集团始终高度重视长安、洛阳两京之间这一地理空间。在其战略防御阶段,李渊集团构建了以陕县为基点,以新安、宜阳为触角的三角性军事防御体系,阻遏了王世充势力的西进,保障了关中根据地的安全;在其战略进攻阶段,李渊集团立足两京之间这一战略枢纽区域,通过对两京之间交通通道和军事要地的控制,保证了战略意图的顺利实施,为战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东西二京当对应洛阳长安

课本第 99页 :“西汉的都城长安和东汉的都城洛阳 ,规模宏大 ,人称东西二京。”为了有利于学生理解和对应记忆 ,可改为 :东汉都城洛阳和西汉都城长安 ,人称“东西二京”。东西二京当对应洛阳长安$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中学@何大全     

郑州至开封古代水运兴衰之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曾长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形成和巩固这一中心地位的诸多因素中,黄河水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郑州至开封位居黄河中下游相接之际,其古代水系西达洛阳、长安,东抵汴京转至江淮,从先秦、汉魏,至唐、宋的1400多年间,一直是全国水路交通的总枢纽,被誉为“黄金水道”。     

从北朝及隋唐骆驼俑之演变看唐代西域社会文化之发展

骆驼俑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是丝绸之路的象征。文章对京都长安地区与陪都洛阳地区的出土驼俑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研究。整体来说,这两地区的骆驼俑不仅在形制上差异很大,洛阳地区的骆驼俑在制作工艺上也远不及长安地区。究其原因,除了长安地处西方,更易接近外来文明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长安作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吸引了世界各国使臣纷纷来朝,这一点是作为东都的洛阳不可比的。骆驼俑是唐代中小型富人墓的常见随葬品,是唐代经济繁荣、政治开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产物,特别是两京地区的骆驼俑,有利于我们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为研究唐朝西域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为君扶病上高台——柳宗元与刘禹锡

（四）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州），生于浙江嘉兴，祖先为匈奴族，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其父刘绪为避“安史之乱”，寓居嘉兴。刘禹锡在嘉兴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岁来到京城长安，22岁与柳宗元一起同科进士及第，     

元稹洛阳行迹考述

前人对元稹与洛阳的关系已作了一些研究 ,但稍显疏略和失误。此文通过对有关资料进行梳理 ,勾勒出了元稹在洛阳的主要活动轨迹 ,认为元稹曾五次由长安赴洛阳 ,从而补充了前人对其行踪的考察 ,并考辨了韦丛卒地等一些具体而微的问题     

崤函古道在历史上的地位

崤函古道是西起长安、东至洛阳的古代官道在古陕州境内的总称,是西京长安以东,东都洛阳以西的屏障和门户。我们的先民们从崤山峡谷中开辟的崤函古道,成为历朝历代＂襟带两京＂的锁钥,是自古以来中原通关中、达西域的咽喉要道。无论称雄关中或入主中原,崤函古道都因其险固和交通之难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