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创”中国出版业

“创新”与“蓝海”几乎成了近期中国媒体每期必谈的热点话题，我们姑且把中国政府科技大会的主题词“自主创新”与管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韩国老头儿W·钱·金博士提出的“蓝海战略”来一个日式综合。即用“蓝创”思维来畅想一下中国出版业!     

韩国传统媒体遭遇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家庭开始拥有宽带互联网连接,成千上万的韩国人已经开始习惯于上网去获得每日的新闻、政治丑闻和“八卦”信息了。半个世纪以来,韩国主流媒体牢牢控制着信息流通的局面正在被打破。这种变化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甚至一些政治观察家把左派政治家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和韩国国内出现的强大反美浪潮也归结于网络的流行,特别是那些自由派的新闻网站的流行。Sejong学院研究中心的政治观察家PaikHak-soon说:“主流媒体仍然抓住了大多数民众的耳朵,但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二、三十岁的人正在开始习惯于从网上获得新闻。”PaikHak…     

悲恸的时刻——邓大姐逝世采访记

这是一个悲恸的日子:1992年7月11日,我们敬爱的邓大姐与世长辞了。 7时15分,我刚起床,电话铃声便响了:“邹爱国,你立即到北京医院四楼来,有任务……”接着,对方又说:“来时也叫一个摄影记者。”我心里一沉,心想又是哪位领导同志病逝了。我立即通知摄影部王新庆,又给交通处打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我背上采访包就朝外走,我爱人拖住我:“吃口饭再去。”“来不及了。”我顺手从书架     

难在何处

美国有个名叫琼斯的新闻记者,极为羞怯怕生,有一天他的上司叫他去访问大法官布兰代斯,琼斯大吃一惊:“我怎能要求单独访问他?布兰代斯不认识我,他怎么肯接见我?” 在场的一个记者立刻拿起电话打到布兰代斯的办公室,和大法官讲话:“我是明星报的琼斯,我奉命访问法官,今天能否接见我几分钟?”很快,他放下电话,对琼斯说:“你的约会安排好了。”     

记者部落

一个头发斑白．矍铄健谈的老头儿．一块再简单不过的蓝背景布，两把转起来嘎吱作响的椅子．却至少给凤凰卫视赚了几个亿的广告收入。本期“传媒骄子”讲述曹景行《时事开讲》背后的故事。     

实习记者4个月

偷懒留下的遗憾对于学新闻的学生来说,实习是一个难关,但又非过不可。即使是日后大家都已经走向社会成为传媒人,回忆起实习的日子来,仍然别有一番滋味。当时我在广州日报社实习,分到社会部。这个部门是专门负责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群众呼声的,包括处理读者热线电话、来信来访等。到报社研究了一星期报纸后,主任就递给我一封读者来信,让我自己一个人去采访。我粗略看了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是一封几个民工写来的信,投诉说他们共有67个人应聘进了一家自称生产打火机的工厂,厂方要求来者必须缴纳押金,从100元到1000元不等。但这家工厂的老板却是个骗子,在收了钱后以进货为名一去无踪。我又看了看地址,是“石溪村”。我把广州地图找出来看,找了半天才发现“石溪村”已经到了地图的边角上了。让我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单枪匹马去一个偏僻的村里采访一帮民工?我的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我有点结巴地问主任:“请问有记者跟我一起去吗?”主任微笑着说:“现在人手很紧张,恐怕只有你一个人去。”我没说什么,但心里还有点不大情愿。当时正好有一些别的事要处理,部门的版面又马上要截稿了,我看那封读者来信上有电话,心想电话采访也一样的,就打了个电话过去,向那位民工了解有关的...     

它山路亦难

接到江苏电视台的一个电话,说:“看了你的《乡间守渡人》,我们想把它拍成电视片,‘大写真’栏目里用,不知你同意否?”我说:“行,你们什么时侯拍,来找我,我带路。”打电话的人,名叫曹云豹。《乡间守渡人》是一篇只有1000多字的人物通讯,     

元元:说实话 做好人

给元元打第三次电话的时候,她说：“你现在来吧,不然一会儿我又得去干别的了。”我说：“行。”按照房间号找过去,伸头一看又退了回来。里边布着景支着灯,分明是“第七日”的演播室。左顾右盼之后还是轻轻推开了门,才发现在演播室的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元元正在打电话。谈话自然从这间办公室开始,元元说：“我经常要写稿子,在大办公室里静不下心,干脆把自己搬到这儿来了。”她环顾四周,接着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我很满足。”‘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好主持人”1993年秋天,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怀着一个很单纯的…     

“雕虫小技”出奇文——记山东《淄博日报》主任编辑吕奇

在新闻界干了40余年的吕奇,近些年忽然来了个“转轨变型”,业已取得相当成就的文学创作“洗手”了,其它新闻体裁的杂活儿也“一边凉快去”,专门玩儿起了“专访”这“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甭管别人怎么“脏”他没出息,老头儿却干得津津有味,迄今发表的专访文章已有近千篇,称之为“专访家”恐不为过。他对我说,担任文艺部主任后,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编、审,联系和培养作者上,所以见缝插针写点有特色的专访对自己是很实际的,这样既能经常练     

韩国媳妇在中国

经不住我的再三“逼迫”,儿子终于决定从韩国回国发展。不过,他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时却是三个人。除了小孙子永泰,他还给我带回来一个会讲汉语的韩国媳妇朴恩贞。     

用自己的全部积累去采访——通讯《最后的冲刺》采写经过

这条新闻线索是偶然得来的。那是去年10月一天的下班前,省总工会来电话告之:“省特等劳模申尊茂突然去世,医德医风太好了,建议你去采访他的事迹。”医德医风好这不正是当前卫生报道中、舆论导向中急需的正面典型吗?我当即决定第二天去采访。可也有人说:“特等劳模都被人写滥了,还能写出啥来?”我想:“不到现场去访访,怎么就知道没写头?”当时若来个“就坡下驴,岂不让一个到手的“熟鸟”飞了!所以一个新闻记者有个识货的鼻子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怕跑腿,不要放     

人前失礼，必将人后失事

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骑马赶路,天黑了,想宿店却不知旅店在哪里。正在此时,他看见一个老汉迎面走来,便在马上高喊：“喂,老头儿,离客店还有多远？”老汉答道：“五里。”     

被“清扫”的百万“鼠族”

5月17日上午9点．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的小沈．刚到公司就接到了房东陈芳（化名）的电话。“给你半天时间把地下室的租户都清走．中午我去拆床,下午就有人来检查了,罚款你们平摊!”小沈还没来得及说一声“喂”,电话就挂断了。     

悲莫悲兮永别离——悼念温济泽同志

今年春节过后,我打电话给温济泽同志:“前几天全国记协的老新闻工作者团聚,你为什么不去呢?我四处找不到你。”他说:“不是我不去,是不让我去,不邀请我,我怎么去呢?”我以为他开玩笑:“谁不让你去开会,你真是。”他在电话上简单说了几句经过,原来不久前他参加了一次周扬纪念会,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胡乔木,还点了什么人的名,他说他对乔木同志从来尊重,“但是人总有缺点,就批评不得,这个风气怎么得了。所以记协的会就不通知我了。既然不请我,我也不好去了。”我放下电话,沉默很久。像温济泽这样一个素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老同志,居然因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另眼相看,这是何苦!每年春节全国记协的老新闻工作者联欢会,温济泽每次必到,有时候他还讲几句话,今年却是少见的一次缺席。     

从内地去香港何谈“签证”

2007年3月31日,北京某报以引题为《疯狂歌迷昨回老家 准备签证再赴香港 心理专家为其担忧--》,主题为《杨丽娟最需去见心理医生》刊出报道,反映了兰州市民杨丽娟渴望去香港见到刘德华的情况.报道在楷体提要中还写道：“在电话中她告诉记者：现在首要的是拿到签证……”把一名中国内地居民要到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去说成需办“签证”手续,这是个政治性错误.     

新闻“眼”琐谈

同有经验的记者一道下去采访,总觉得人家满眼都是题目;采访同一个对象,我们写得平平常常,一般化;而人家去写了,却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同行把这叫做“一眼见高低”。这“一眼”就是新闻“眼”,或者叫新闻敏感,是一种能够迅速发现新闻并判断其价值的能力。一位记者,曾给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纽约时报》记者泰勒,刚当记者时,一次奉命去采访一位著名女演员的首场演出。他到剧场后,发现演出已经取消,便回家睡觉了。半夜,总编辑忽然在电话里告诉他,其它报纸都在头条位置登出了这个女演员自杀的消息。同时指出,象这样一个女演员首场演出被取消,本     

三安电话

“小于，通信科给你们报道组专门安一部电话，你看安哪儿好？安什么样的？”政委张文品带着通信科薛参谋上楼来安电话。“就在这安个自动的吧！”小于道。“好！就安自动的，就安在这个桌子上。”薛参谋听到政委的指示，在一旁急忙道：“政委，现在通信科没有自动电话呀！”政委看了他一眼，果断地说，“没有就去买，款由旅里出。”随后，通信连一个战士不一会就买来一部自动电话。刚安好，张政委又上来了，他要看看安装的怎样，检验一下效果，还用宣传科的电话给报道组打了一下。可这两部电话竟是串联的，这怎么行？政委又把薛参谋叫上楼，…     

名家印象

三见巴金为辑注《巴金书简》,我到上海去向巴金的友人们讨巴金书信手迹,想见见巴金。几次挂电话去,都是巴金的家属接听,一口回绝说“巴金不会客”,弄得我极尴尬。不久就知道了:巴金上午只与一个年老的妹妹在家。我再一次到上海,就不挂电话预约了,上午九点去敲门,结果很顺利地见到巴金,还与他谈了不少话。     

电话采访小议

有一位年轻记者问一位老记者:“我们能用电话采访吗?为什么领导上总强调不要用电话采访呢?”这位年轻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觉得用电话采访效率高。新闻不是要讲时效吗?为什么有现代化的工具不用呢? 应该承认,电话采访我们有时也是要用的。1986年夏天,一辆载着60名北京游客的大旅游车在去五台山的路上翻入深沟。新华社山西分社得到这个消息,觉得这件恶性事故应马     

我跟随毛主席采访

1958年8月6日,是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生涯中最怀念、也是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跟随毛主席采访。正值盛夏,天气多变,清早还是红日升腾,不一会就阴云密布,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且雨越下越大。当时任河南日报新乡地区记者的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稿子,突然接到地委办公室电话通知我:“今天下午有中央领导同志到新乡县七里营去视察,要作好采访准备。”我问:“是谁去七里营视察?”回答说:“不知道”,我又问:“几点去?怎么走?”要立即赶去!”从电话上的回答声中,我悟出这次采访任务非同一般。我放下电话机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