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屈论骚的的方法论失误的延伸论略

两千多年的屈骚研究,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过多地将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意识、道德理想以及研究者自己的某种特定而强烈的情感投射到屈原和骚体中,造成“以今量古”、“以已度人”、“以经解骚”、“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论失误 和研究成果的诸多误点,致使屈原形象和蚤体真义在历史的沉沉惧幔后面越来越变得迷茫难知。     

骚体的形成与称谓辨析

以往的论者，大多仅从楚民歌的角度论述骚体的产生，却较少对骚体的南方渊源作全面综合的考察，而对于骚、楚辞、骚赋、楚歌、楚声等种种称谓的联系与区别，也往往缺乏详尽客观的辨析。本文以楚国特有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民俗风情、民间音乐等方面总体性地探讨骚体体式及其瑰丽浪漫风格的形成；并认为以“骚”代指屈原辞作乃至全部“楚辞”，实起于王逸的《楚辞章句》；骚与骚赋、楚歌与楚声等称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随意对等使用。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惠，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试论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骚体辞赋的因革与影响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的骚体辞赋创作对传统的骚体作品多有继承,如内容上继承骚体的骚怨精神,抒发贤人失志之悲,创作方法上有着普遍的祖骚宗汉的倾向,同时也有创新,如思想上兼容儒释道,体制趋于短小,进一步消解辞赋与诗歌、散文之间的区别,风格各异,呈现北宋骚体辞赋的真正面貌,对后世的骚体辞赋创作、屈原形象的确立、骚体文特征的研究影响深远.     

试析屈骚的审美特色及其成因

屈原的骚体诗,以其瑰艳奇丽之美,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史上独领风骚,成为一种范本。由此,历代评论家对屈骚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作过种种探讨。本文结合《离骚》、《九歌》等作品,分析了屈骚的瑰奇之美,继之,尝试着以法国美学家泰纳的“三要素”说(种族、环境、时代)为理论依据,揭示了造成屈骚瑰奇之美的深层原因。     

柳宗元骚体文中的讽谕与教化思想刍议

柳宗元是杰出的古文运动倡导者，更是唐代辞赋大家，其于贬谪时期所创作的十篇骚体文极具特色，本文即是以这十篇骚体文为研究对象，先探讨柳宗元政治上的遭遇以作为深入骚体文内容的基石，继而深入地耙梳与探讨文体流变的现象，以呈现柳宗元发扬屈骚融铸而成骚体文的讽谕与教化精神。柳宗元骚体文的写作方法借物讽刺、借事讽刺；其骚体文的艺术特色与蕴涵的思想包括：命题之善；篇篇有警语；以散文作序，骚为正文；精于描写，形象生动鲜明；讽刺隐微，深寓教化。从十篇骚体文的内涵、作法、艺术特色、蕴涵的思想及其对後世的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藉以了解柳宗元骚体文的创发之功；其“穷形尽相”、“结合散韵”、“善用隐喻”的书写风格，不仅体现了“导扬讽谕”的文学观也在辞赋史上获得了杰出的成就。     

试析屈骚的审美特色及其成因

屈原的骚体诗,以其瑰艳奇丽之美,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史上独领风骚,成为一种范本。由此,历代评论家对屈骚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作过种种探讨。本文结合《离骚》、《九歌》等作品,分析了屈骚的瑰奇之美,继之,以法国美学家丹纳的“三要素”说为理论支持,揭示了造成屈骚瑰奇之美的几个方面深层原因,也算一种新的尝试。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不应为一谈，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骚、赋体性之差别，骚、赋之流变，说明二者之不山，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语短情长,辞清意畅——《吊屈原赋》浅谈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免”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吊屈原赋》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屈原的《离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骚"字趣谈

屈原一篇洋洋洒洒的<离骚>,开"骚"字殊用之先河.关于"离骚"二字的解释历来说法很多,大多说是离别忧愁、矛盾之意.而后数百年,"骚"字品位极高,好象为文化人专用.人们所熟悉的,如称<楚辞>为骚体、尊屈原为"骚人";诗人、文人为"骚人墨客".……     

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

柳宗元的“骚体文”因其文体的特殊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宋代受到一致好评。北宋时期的晁补之第一次大量地评点柳宗元“骚体文”,初步确立了柳宗元在“骚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南宋的朱熹在晁补之的基础上编订《楚辞后语》确定了柳宗元在“骚体文”创作上的经典地位。刘克庄对柳宗元“骚体文”艺术的高度认同,标志着柳宗元“骚体文”在南宋接受过程的趋于完成。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息息相关,其中透射出宋人“古中求变”的决心与勇气。     

骚音屈子心

“吾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这铿锵的诗句,昭示了他的伟大与不朽。古往今来,爱国志士莫不崇敬屈原,并奉他为志坚行洁的楷模。特别是那些身处逆境的文人墨客,往往以屈原的精神激励自己。司马迁因“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坚定了发愤著述的信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范仲淹《岳阳楼记》有“迁客骚人”之谓,足见屈原的流风余韵。正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屈原才成为一个不朽的诗人,此即李白所说的“哀怨起骚人”。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昌言“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创作历史剧《屈原》的郭沫若,在他的论文《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以热情洋溢的文字盛赞屈原:“他是在用他全部的生命来创造他的     

屈原的《离骚》与宋玉的《九辩》

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是骚体诗篇的创始人,而宋玉是屈原的继承者之一.因此,古人常把屈、宋二人并称.如南朝梁代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实际上屈、宋二人的成就相差甚远,对于屈、宋并称的问题,早已有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认为那样提法是不够恰当的.从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和宋玉的代表作品《九辩》看,我也深有同感,无论在思想境界或文学技巧上,二人的成就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明代中期骚体文学的新变

明代中期的骚体文学在恢复屈骚传统、抒写真情实感的复古主张中不断地探索、革新,不断地贴近自然情感,由摹仿楚骚样板逐渐习得楚骚情韵,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骚体作品。这些作品显现出了鲜明的新变化。     

论汉代拟骚体中的隐逸化倾向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收录的汉代楚辞作品,都是祖述屈骚的模拟之作。这些作品在模拟的过程中沿着屈骚的游仙情节,大肆铺绘神仙幻境的离奇缥缈,在对游仙幻境描绘的指向上,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游仙幻境被有意放大;同时,在游仙修德的想象中,以人间的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刻意将隐居仙境描绘得十分清新优美。但由于汉人已经少了屈原的那份执著与刚烈,这些拟骚体诗作在寓托屈原式思君贤臣之形象的哀怨主题、落拓志士远游自疏的情结时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隐逸化倾向。     

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研究屈原的放逐问题,对于深入理解屈原的作品和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历史文献的不足,司马迁《屈原列传》的记载又语焉不详,致使后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遇到了不少困难.屈原究竟被放逐过几次?放逐于何时、何地?历来的研究者曾对此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见解,迄今尚无定论. 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我在这里也提出自己的一些肤浅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人.     

《文选》载宋玉赋内容新论

司马迁说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贾生列传》),明确指出宋玉擅长赋体文学,并以此著称于世。程廷祚称宋玉为“赋家之圣”,在其《骚赋论》中说:“赋何始乎?日:宋玉。”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由是词人之赋兴焉。”(《青溪集》卷三)宋玉在赋史上的首创地位和巨大贡献,是不可泯灭的。《汉书·艺文志》称“宋玉赋十六篇”,多早已失传,现存者亦喜伪难辨。《古文苑》所载宋玉赋六篇,实为伪托,几已成定论。多数人判为宋玉所作的《九辩》,属骚体,《昭明文选》即列入“骚”类。至于《文选》收入赋类的     

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

司马迁以“舒愤自见”的创作论评屈论骚。而“舒愤自见”说并不是对先秦文学创作史的科学总结,仅是司马迁自己著史舒愤自见的经验概括。所以,司马迁用“舒愤自见”的创作来评屈论骚,就造成了“以己度人”、“以今量古”、“以经解骚”、“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等诸多方法论失误。中国诗体文学自觉的时代是在汉末魏晋,即诗体文学完成了它的“文人化”、“抒情化”、“个性化”、“案头化”特征。自此以后,诗体文学才有所谓的“舒愤自见”的情景出现;而在此之前,有“乐人”、“乐坛”、“乐歌”,而无“诗人”、“诗坛”、“诗歌”,即所谓“垂诗”以“舒愤自见”的情况是没有的。我们不能忽略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历史阶段性,过分提早诗体文学的自觉时期,把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的桂冠戴在屈原的头上。     

《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出版

潘啸龙教授的《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今年元月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38千字。该书乃作者30年来在“诗骚”和汉魏文学方面最有影响的论文之结集。其中对《诗经》“赋法”和“抒情人称”的研探,深入精到;对屈原“放逐”和“沉江真相”的考察,推动了屈原生平研究的深化;对《离骚》“抒情结构”、《九歌》“祭神特点”、《天问》“问难艺术”、《招魂》“民俗背景”和“楚文化”对屈原创作影响的探索,至今驰誉楚辞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