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

司马迁以“舒愤自见”的创作论评屈论骚。而“舒愤自见”说并不是对先秦文学创作史的科学总结,仅是司马迁自己著史舒愤自见的经验概括。所以,司马迁用“舒愤自见”的创作来评屈论骚,就造成了“以己度人”、“以今量古”、“以经解骚”、“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等诸多方法论失误。中国诗体文学自觉的时代是在汉末魏晋,即诗体文学完成了它的“文人化”、“抒情化”、“个性化”、“案头化”特征。自此以后,诗体文学才有所谓的“舒愤自见”的情景出现;而在此之前,有“乐人”、“乐坛”、“乐歌”,而无“诗人”、“诗坛”、“诗歌”,即所谓“垂诗”以“舒愤自见”的情况是没有的。我们不能忽略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历史阶段性,过分提早诗体文学的自觉时期,把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的桂冠戴在屈原的头上。     

三论司马迁屈原研究的历史贡献

司马迁的屈原研究超越了一般的史学范畴,他对屈原的悲剧命运、辞赋创作、历史影响的研究和探索,首先是一种思想感情的认同,是两个伟大人格的历史遇合,因此才能够抓住屈原创作的基本精神,总结中国文学和学术创造的历史经验,提升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状态,提出“发愤著书”的文论命题。     

从《离骚》看屈原创制的"骚体诗"的来源及创造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之后的一种新诗体。它是南北文学长期融合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高不开楚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楚地的风土人情，更离不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现就《离骚》谈谈“骚体诗”的来源和创造。     

志洁·行廉·物芳·义远——读屈原的《桔颂》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名平,字灵均,是我国战国时代楚国的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六十多年的岁月中,经历了严峻的政治斗争,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代表作有长篇抒情诗《离骚》、《天问》,抒情组诗《九歌》、《九章》。这些诗歌表达了屈原为追求进步理想的斗争意志和激情,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崇高形象。屈原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且不说他的诗歌怎样影响后代,直到两     

“露才扬己”与“铺张扬厉”——屈原文学影响观之一

文学史上对屈原的评价有一定的争议。从屈原创作的主观意图来看,其抒情有直接的功利性因素;从创作的形式因素和艺术因素来看,存在着张扬自己文才的现象。这些创作倾向对以汉赋与六朝骈赋为代表的"铺张扬厉"式的形式主义文学有着重要影响。     

宋玉及其创作综论

宋玉容貌俊美,体态闲雅,才华横溢,精于音律,善于辞令,是屈原之后楚辞写作的第一人,文学史上以"屈宋"并称.宋玉的总体文学成就虽然难与屈原比肩,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的创作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如果说屈原之作是伟大的政治抒情诗,那么,宋玉之作则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开端.从宋玉开始,中国文学开始了独立演进的漫长航程.     

从“文学场”看“发愤抒情”文学传统之形成

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文学场”在“权力场”中的这一位置决定了它具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中国古代“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肇端于屈原而形成于司马迁,其形成是“文学场”向“权力场”疏离的必然,这种疏离昭示了文学场“输者为赢”的运作逻辑。“楚辞”也被作为“发愤抒情”的范型而为后世接受。     

民族精神原型的重塑与再造——评胡鸿延《屈原诗传四部曲》

屈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之一,也是民族性格的原型之一。屈原作为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已为历代学者所公认,但至今还笼罩着一圈神秘云雾,尚有人怀疑他的存在和他那特具魅力的诗歌的真伪。历代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人不计其数,从汉代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到今人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对传承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化精神作出了宝贵贡献。中华民族被认为是没有创造过大型史诗的民族,近十年来也有不少有志之士在自觉地写作自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从对屈原的评论看司马迁的文学理想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论体现了他的文学理想,他认为文学创作当抒发自己真实感情,但怨愤之情需要理性控制,司马迁看重作家创作个体与社会的结合,作家人品与作品的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相一致,这样文学创作才能达到理想状态。至《文选》将屈原的大部分作品选录,以选本批评的方式继承司马迁的批评观。     

论司马迁解读屈原悲剧的文化视角

司马迁是在发生了时空置换的文化差异中来解读屈原的。在史官文化的感召下,司马迁剖析了造成屈原悲剧的社会和思想缘起,再以儒家的文艺理论对《骚》进行了文化定位,纳《骚》入诗,揭示了创作主体的悲剧心态和作品的悲剧精神。司马迁还从游士文化角度和道家观念出发,反思屈原命运的最后结局,寄寓了司马迁复杂的情绪和人生感喟。论文最后分析了司马迁作这种解读的文化背景     

屈原司马迁人生观文学观比较

第一部份探讨屈原司马迁人生观的异同,认为他们的人生观同源于儒家,但表现了不同的取舍,都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具有积极意义人生境界的极致,抑此而扬彼是不恰当的。第二部份探讨屈原司马迁文学观的异同,认为他们的文学观虽皆标“发愤”,但却具有不同内涵:屈原强调先知超前意识与世俗平庸的冲突,司马迁则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屈原将文学看做超功利的、抒发个人情感的需要,司马迁则认为文学是功利目的的载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司马迁将屈原“发愤”说对黑暗现实“怨”的内核发展为对封建专制的激烈反抗和尖锐对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鲁迅散文“释愤抒情”的理论探源

鲁迅散文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释愤抒情”,其理论渊源可上溯到屈原、司马迁、庄子,与外国的厨川白村、弗洛伊德也有关系。鲁迅散文以释愤抒情为核心,体现了诗情盎然、“放言无惮”、“深于取象”、“随物赋形”等民族特色。     

论意境与意境的创造

意境是中国文艺美学所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它可以体现在文学、音乐、绘画乃至戏曲等的一切文艺创作中。而在文学方面,它主要体现在抒情性的作品中,包括诗歌和散文。 当然,因为意境有特定的文化渊薮,所以并非一切抒情作品都能创造意境;在题材上,它有一定的限度,大都以寄情于景、托物言志的题材为主。 意境的创造及其理论的形成可追溯到很远。在先秦时代的庄子、屈原的作品中,已初露端倪。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寓言是屈原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

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的作品思想的深刻,艺术形式的完美,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诗歌艺术是一座丰富而深邃的宝库。本文仅就寓言是屈原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这一命题作一些探讨。最早探讨屈原诗歌艺术特征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称赞屈原《离骚》“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就是说,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小中见大,近中见远。这种认识还不是很深刻的。《楚辞章句》作者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论左思《咏史诗》对古诗的接受

从套语、结构来看,左思《咏史诗》有意继承了汉魏时代古诗的风格与技巧。在原型的层面,《咏史诗》创立的五言诗中的“寒士”原型,是对《十九首》“游士”原型的窄化与发展。在晋代,拟古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诗歌写作的抒情策略。拟作类的诗歌写作化身为接受与创作兼具的抒情表演事件,具有了仪式性品质。诗人通过拟写活动建立与文学经典的互文性,在文本的对话中建构与现实有疏离感的文化空间,获得诗歌的美感与意义。诗人以拟作的形式对古诗风格的延续,是这一抒情策略的生动演示。左思未囿于风格化的抒情策略,从文学原型上完成了对古诗抒情范式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古诗歌运动以“形式范导抒情”为要旨的律化运动中的大家。     

骚体赋:汉代的一种抒情文体--兼议以诗歌为抒情文学和自觉文学的局限性

近几年许多人只强调汉代文学的代表体式是猎苑大赋而断言汉代没有抒情文学，认为只有诗歌才是抒情文体。而大量骚体赋的存在尤其是它所担当的抒情功能却一直被忽略。笔者认为骚体赋是汉人默认的抒情载体，与骋词大赋共同构成了汉代文学的整体，不应轻视。     

论王逸对屈原“发愤抒情”思想的阐扬与发挥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论屈原在文学上的创新与改革

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后期,在我们祖国的南方——楚国,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屈原的作品是继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之作《诗经》之后,所出现的又一批崭新的放射出异彩的诗歌杰作;这些作品已成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之作。屈原的创作,标志着我国文学领域里的一次伟大的创新与改革,在我国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