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唐寅诗歌思想内涵

本文试图从唐寅与佛教的关系及唐寅诗作的佛教思想人手,剖析其诗歌创作的思想内涵。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佛教的“人生即苦”与“诸行无常”观念对唐寅心态的影响;二、禅宗的修行方式与敷义促使唐寅建立了“及时享乐”的人生价值取向;三、佛教的仁义顺从与唐寅个性中谨小慎微的层面相契合;四、唐寅并非接受了佛救的全部思想,而是有所取舍与变异。     

从高启到唐寅--试论吴中诗风演变的意义

高启是“吴中四杰”之首,也被誉为明代第一诗人;唐寅则是“吴中四才子”中代表人物,二人诗歌影响远出吴中地区。高启到唐寅的诗风变化,体现了吴中诗歌的演进的趋势,也具有开启或复古或性灵的文学史意义。     

被演绎的唐伯虎

唐伯虎即唐寅,生于1470年,卒于1523年.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据说,他于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取名为“寅”.唐寅诗文擅名,为“吴中四才子”(即民间所说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画名更著,为“吴门四家”(即“明四家”)之一.     

白先勇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融合

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具有将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融合的特点。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白先勇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前见”与佛教思想紧密相关,他将西方现代主义人—神对立的张力结构置换为今—昔比照的无常变化。以佛教的“四法印”来观照,白先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生虚无和痛苦的体验是通过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来完成的。在文学的终极关怀层面上,白先勇没有走上佛教“寂静涅槃”的出世解脱之路,而是代之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悲剧的尊严”的抗争精神,并且他将大乘佛教的悲悯情怀与“悲剧的尊严”相融合,呈现出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的境界。     

论佛经对许地山文学创作艺术特征的影响

许地山一直生活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之中,自小就熟读佛教经典,并对佛经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因此佛教情缘便必然成为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创作情结,使得他的作品无不饱含着佛经的元素。佛经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很鲜明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佛经话语的直接引用或间接化用;二是佛经意象在作品中的大量出现;三是“生本不乐”、“顺其自然”、“普渡众生”等一些佛教义理在作品中的反复宣扬;四是佛经的变文和譬喻等文体形式的巧妙借鉴。佛经对许地山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征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文学创作思想和理论等方面。     

中唐至明中叶诗歌中农商观念的转变及其意义

先秦以来,对于农耕与商贾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是“重农抑商”,一是“农商皆利”。中国古代诗歌在这两种思想影响下有三次较大的变化:中唐时期开始扭转“重农抑商”的思想,在诗歌创作领域有“农商皆利”的苗头,但主要倾向则是“贾雄则农伤”;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实现了由“重农抑商”到“农商兼利”的转变,但往往着眼于朝廷与地方的政策层面;明中叶唐寅、徐渭、王世贞等人挣脱了“重农抑商”思想禁锢和“贾雄则农伤”的思维方式,在张扬情欲、自适快乐的新起点上与商贾契合,诗歌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     

试从隋朝人名看隋朝文化思想

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隋朝人名,可以看出隋朝文化现象的几个方面:一、在道德品行修养上遵从儒家“仁”的思想;二、在价值取向上受儒家处世思想的影响;三、尚武精神;四、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五、追求吉利的文化心理。     

《肇论》的核心范畴体系

《肇论》一书是僧肇佛教思想的集中体现。僧肇在《肇论》中,通过对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思想。因此,对《肇论》的“本无”、“动静”、“真假”、“无知”、“涅椠”等核心范畴体系的解读,可以更好的把握僧肇的佛教思想。由于受到当时玄学思维的影响,僧肇在进行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时,很多地方运用了老庄的哲学范畴来阐释佛教思想。但僧肇并没有把佛教引入玄学,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会通佛教般若空观思想,从而把玄学纯粹的思辨概念及其范畴体系引向了佛教的信仰,这是僧肇的伟大贡献。     

论佛教德育思想

佛教德育思想非常丰富,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甚广。它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道德教育的宗旨,提出了“普渡众生”的道德承诺和理想人生的道德设计,在社会上大得人心。本文在说明佛教德育思想产生的哲学依据的基础上,简要介绍佛教德育思想。一、佛教德育思想的产生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社会的现实性和人们的需要性。佛教德育思想产生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     

生活禅：当代人间佛教的社会路向

生活禅,不唱高调,贴近生活,把握当下,深蕴着大乘佛教思想,体现出中国禅宗的主体精神,彰显了“觉悟”与“奉献”的人生信仰价值取向,富有开放、宽容、求真、灵动的风格,契合当代的现实需要,能够推动人间佛教思想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以促成生活之“相续”与“转依”,达成生命之“尊严”与“和谐”。探究生活禅的思想脉络与精神特质,其显示出“生活性”、“智慧性”、“道德性”、“社会性”等特性,具有时代特点,可以成为当代人间佛教的社会路向。     

佛学环境哲学思想

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经中国僧人的改造,产生了“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不是环境哲学,但有丰富深刻的环境哲学思想。本文阐述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生命观;“依正不二”生命与环境统一的思想;“中道缘起”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众生平等”的环境伦理思想;追求“净佛国土”和谐社会的思想,对于环境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柳宗元佛教思想对其诗文创作的影响

柳宗元自幼好佛,有其家庭的影响,更与当时社会崇尚佛教以及唐王朝采取的儒、道、释三教调和的统治政策有关.他政治上遭受严重打击并被贬往永州,对佛教禅学崇奉益笃.他既受“统合儒释”思想的支配,也更需要利用佛教禅宗的“心静土静”来排遣身心的苦痛.他的佛教禅学思想对其诗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在大量的释教碑铭文中直接宣扬佛旨,或以儒释思想相同之处来阐释“统合儒释”的思想;二是在大量“序”“记”类文章中,或“就佛言佛,不入佛语”,或以写景、状物、记事为佐表述禅意,或于辟佛的论辩中论述禅法;三是在一些山水游记和诗作中,显露出禅意.禅宗的“静心”宗旨和空泠静寂、闲淡自然的禅机与禅趣形成了他“旷如”“奥如”、清新峭厉的文风和峻峭幽厉、澹泊古雅、清劲纡徐的诗风.     

初唐佛道“道法自然”论争及其影响

“道法自然”是《老子》的重要思想,也是初唐佛道论争中的主要思想论题.随着这一义理论争的深入,道教在回应佛教批判的过程中吸收了部分佛教的思维方式,并对佛教的相关重要概念加以改造利用,从而将“道法自然”的解释提高到“重玄学”的高度,使得其理论思辨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同时,在争辩的过程中,佛教对“道法自然”的解释也随之不断深入,如澄观以“一真法界”来解释“众妙”,宗密以“法界”来解释“从本降迹”和“摄迹还本”等,都说明佛教界也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来融会贯通老庄思想.通过详细考察初唐佛道二教对“道法自然”的不同理解、争辩的过程,以及这场论争终止于唐玄宗御注《老子疏》的经过,可以说明道教重玄学思想中的佛教因素,以及佛教对道教“道法自然”思想的批判与吸收.     

论唐五代词对佛教思想的接受

唐五代词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主要集中在“无常”、“苦”、“空”和“业报轮回”的思想及对于“净土”归宿的追求上。通过对“文人曲子词”和“民间曲子词”的分析,探讨佛教思想在唐五代词中的具体表现,并总结出当时的词人在佛教接受中的几类现象。     

试论“吴门四家”的绘画风格

“吴门四家”是指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他们是“吴门派”的杰出代表 ,不但在艺术上较全面地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优秀传统 ,而且从不同角度对文人画作了进一步发展 ,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笔者主要从山水画这一角度来浅谈四人的绘画风格     

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古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忠孝思想的提倡、戒律与“五常”的会通、以忠孝作为宗派立教之本等方面。     

略论朱子对佛教的超越

朱子对佛教的超越体现在：不仅热爱生活,更要认真应对生活;由佛教“本心”的立场转换到理学“本天”的立场;由禅门的“理障”上升到理学的把物理与虚灵结合起来;承认“情”的积极性价值,提出“四端说”;最终由佛学的“豁然顿悟”上升到理学的“豁然贯通”。朱子的哲学触及佛教的灵魂深处,的确称得上构成中国思想史上放射出异彩的“深造自得之学”。     

佛教与程朱理学本体论联系探析

从佛教理论的发展来看，佛教各派都重视对本体问题的论证，建立了一个“真如”本体。这在三论宗、华严宗那里主要表现为“理”；在天台宗、法相宗和禅宗那里主要表现为“心”。佛教在哲理上优于儒家。程朱理学以儒学为宗，采他之长补己之短，批判地继承了佛学思想，主要是华严宗思想的成就，本着力于探讨佛教与程朱理学在本体论上的联系，以透视程朱理学如何与佛教“联姻”。     

试论孔子的“仁”与佛教的“善”的道德观

孔子作为我国的教育始祖,其哲学经典中所反映的“仁”的思想阐明了要与人为善、与邻为善,强调了“仁”与人的品德和善性的关系。佛教在其教义中关于阐述“善”的思想内涵和“善”与六道轮回的关系,与孔子“仁”的思想不谋而合。孔子的“仁”与佛教的“善”的道德观所强调的共同点为道德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强调出了“种善因,得善果”的基本要义,同时也为人们能主动遵守道德规范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柳宗元诗文看他对佛教接受的心路历程

结合柳宗元的“记祠庙”、“释教碑铭”、“隐遁道儒释”以及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古今诗作”这四类作品,分析了他对佛教接受的阶段性特点,从而归纳出他在被贬谪永州之前和期间以及他在柳州刺史任上逐步深入地接受佛教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