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时期飞天造像审美风格的演变

北魏时期飞天艺术审美风格的嬗变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审美范式形成的典型代表和关键阶段。以北魏时期飞天艺术形象的形成和发展为切入点,探讨飞天形象的传播进程和特点,从造型、服饰、色彩、构图形式等方面全面阐述北魏时期飞天艺术风格的审美意涵,有利于更深入地探究飞天艺术风格在北魏早期和中晚期审美范式的变迁过程。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传播与发展,多源文化的互渗与交融,时代精神的塑造与追求合力推动了北魏飞天艺术风格的审美中心转移和时空上的双重性演变。     

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区域风格的分析

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体现了与之相关的北朝佛教造像的趋同风格,却又有不同于其它地区造像的特征和艺术风格,史学界称为“青州风格”。通过与青州周边相关的佛教造像的先后时期或同一时期的比较和分析,确认了青州风格界定的结论与形成的青州风格的内在原因。提出了青州佛教造像对隋唐时期的云门山、驼山石窟造像产生的重要影响。为揭示从魏晋与隋唐时期之间佛教造像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新的物证。     

宋代的汉藏艺术交流

宋代汉地与西藏之间的交流形式多样。本文以艺术为切入点,对中国宋代汉藏民族交流进行研究。通过对绘画、建筑、雕塑、宗教艺术的研究,总结了宋代汉地与西藏的审美风尚与文化特征。作者认为,研究汉藏民族艺术中的纹样等艺术形式,可以深化汉藏民族艺术交流,为传统藏学研究中的绘画、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等提供借鉴,并且使汉藏艺术交流研究上升到社会学、文化学的层面。     

略论弥勒、弥陀净土信仰之兴起

弥勒与弥陀信仰是整个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最为庞大的两个派别,二者均产生于大乘佛教兴起的时代,弥勒及其兜率天净土思想起源得更早一些,可能在原始大乘时期。从语源和语义考察,二者都吸收了上古波斯和印度对太阳、光明之神崇拜的文化原型。佛陀造像兴起之时,弥勒造像亦随之产生,并流行于西北印度、东北波斯、中亚及西域地区;而弥陀造像4世纪前无见于上述地区,4世纪以后却在中土兴盛起来。汉译佛典中专门宣讲弥陀及其西方净土的经典似比专门宣讲弥勒兜率净土的经典成熟得要早,两晋以后影响更大。     

新媒体语境下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传播转向、营造转型与重构转换

技术变革不断催生新的媒体形式,也塑造着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传播格局。新媒体语境下,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传播出现了传播主体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传播平台从水平式向纵深式转变、传播模式从广场式向渗透式转变。洛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城市形象成功转型。洛阳通过挖掘城市文化符号和创新引流元素内容,场景将流量变留量,破圈变网红为长红,加快观光体验转变,促进文旅文创融合,以颠覆性创意为引领,抓牢沉浸式体验风口,构建媒体传播矩阵和强化移动端口传播力,关注年轻化消费需求和以移动端传播热点等,助推了洛阳城市形象实现成功“出圈”。西安、洛阳、淄博主要经验为发动参与者主体,表达新集体征象;建构符号化特色,创新载体化叙事;嵌入行动者网络,转译代言人生成。     

迟到的传播媒介革命——宋前通俗小说传播媒介研究

按照传播媒介的发展阶段来进行划分,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口头传播媒介传播阶段向书面媒介传播阶段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但这种划分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中国文学。宋代之前的通俗小说传播媒介由口头传播媒介来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唐末开始出现了进行口头传播的固定场所。唐五代时期,书面媒介开始出现在通俗小说传播过程之中。从口头传播到书面传播,这是通俗小说传播的一次革命,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一时期的通俗小说书面传播使用的多是抄本,还没有利用已经较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     

"应梦罗汉"的超越性

贯休的罗汉画名“应梦罗汉“,引起形象怪异,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因其特殊的造像也为后期罗汉造像奠定了一个永恒的模式.文章着重从“应梦罗汉“在宗教意识所影响的佛教美术中的重归人性、与古代其他画家笔下的罗汉形象区别下的世俗性,以及“应梦罗汉“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法的影响等方面,探讨“应梦罗汉“所体现出来的对宗教、艺术的超越性,同时论述其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日本国家形象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很长时期,日本的国家形象几乎与野蛮凶残画上等号。为了摆脱这种恶劣的国家形象阴影,日本在战后极为重视国家形象的定位和重塑,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纵观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日本的国际形象有了质的飞跃和改善,经历了从经济大国到文化大国的形象变迁。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日本也在不断调整其对外传播策略,特别是在新技术的应用上做到与时俱进。但注重对本国形象和对外传播效果的系统调查、制定长期战略并稳定实施、官企民一体化传播基本是长期保持不变的,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儒、释、道与李、杜、王

睿宗以后的盛唐时代,儒、释、道同兴并举,不分先后的局面不仅以皇帝诏书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且在诗歌领域中也得到了最为集中、最为充分的体现道家、道教思想主要表现为从山水诗派的崛起,到李自自由浪漫、壮丽夸张诗风的形成;佛教美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从田园诗派的崛起,到王维平淡自然、素朴宁静诗风的形成;儒家美学思想则主要表现为从边塞诗派的崛起,到杜甫忧患黎元、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对盛唐诗歌美学流变及其繁荣原因的理解,而且有利于以此来进一步分析宗教、哲学与审美文化之间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共有性视角下的传统街市更新——以晋城水陆院街市为例

传统街市作为城市地域文化、特色风貌的重要载体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生动体现,是当前城市更新面对的一种特殊的自发性空间类型。以具有300余年历史的晋城水陆院街市为研究对象,在历史形态梳理和街市调研的基础上对其分区和断面形态进行分析,并从群体层面对自然条件的泛适应、行政管治的弱遵守和临街竞争的分化应对,以及典型个体层面对行为的生产与涌现等方面进行解读。研究发现,摊贩主导了水陆院街市中共有性的生产、维系和发展。深化了对于传统街市的认识,并从平台建设、道路交通与建筑基底3个方面为传统街市更新提供借鉴。     

试论动漫的科学传播功能

科学传播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它不仅与传统的科普教育关系密切,同时它与传播学也有着深刻的联系。动漫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也日渐参与到了科学传播中,并因为其形象、具体、生动等特点对科学传播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今,科学传播出现了向媒体转向的趋势,研究动漫的科学传播功能就显得尤为必要。     

语义共振下的热点形象转借传播研究

语义共振与热点形象是相互依存的共生词。依附热点形象转借进行观念表达,一贯是艺术大师常用的营销手法,屡试不爽且行之有效。语义的解读源于对热点话题的概括与凝练,通过制造语义热点词进行营销,可以与受众形成有机互动、引起共鸣,从而推动形象热点的产生。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热点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在空间中形成了符号文本,并且空间中互相关联的符号也发生了同频共振,这种共振能够形成广泛的传播效应,如若不符合此种功率,传播的效率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必须探求语义共振与热点形象之间互相转接的媒介,才能探寻到其互相共生的传播机制。该文以语义共振和热点形象进行转借传播的成功案例进行解析,求解其背后的运行机制。以此为启示,探求当下品牌传播路径的创新构建方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媒体时代的媒体融合与政府形象传播

<正>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快速推动传统媒体的转型,以及媒体融合的进程。在全媒体时代,从媒体运作到经济模式、个人消费方式和个体社会表达都产生了深刻变化,最终影响政府治理,以及政府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在新的网络环境和全媒体的传播语境下,媒体融合不再仅仅是媒体的转型需要,它打破的是旧有信息传播模式下的社会关系的架构,因此将在人际沟通、政策传播、政府形象塑     

试论中国佛教的文化特征与现代转换

佛教形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影响及世界。但中国佛教无论是在思想内涵或形象外观方面,都与印度佛教有较大区别。印度佛教由原始的小乘教,中经分化后的部派教阶段,然后发展形成为大乘教.在大乘佛教内部,又分为中观派“空宗”与瑜伽行派“有宗”两大派别,它们分别凝聚着印度古代文化的智慧,达到了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的顶峰。但是,当这两家佛教思想先后经由姚秦罗什大师及唐代玄奘法师分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相应创建形成“三论宗”与“唯识宗”这两大中国佛教教派时,却未产生大的影响,也未获得如印度那样有着较长时间的独立发展。反而倒是那些在印度影响不大的佛教经典,诸如《涅槃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却甚受欢迎,而且,以其为据所相应建立的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佛教宗派,均有着大的发展,其流传影响也甚为久远.     

移动互联时代城市外宣品传播的理念与路径分析——以南京外宣品转型发展为例

正移动互联时代是一个诸多类型媒体整合传播的时代。移动互联技术崛起并日益占据传播主流,同时,传统媒介、传统网络媒介仍然发挥作用,它们同移动互联传播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立体传播结构。本调研将聚焦移动互联技术背景下城市外宣品传播理念建构与路径选择。从南京外宣品的发展历程来看,其     

国际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

国际旅游不仅是一个经济产业,而且是传播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发展迅猛的国际旅游既为改善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一些必须重视的问题。国际旅游传播国家形象的特征对一个国家而言,无论是本国居民的出境游,还是他国居民的入境游,都会影响到该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与其     

从中国功夫到禅宗文化：少林文化对外传播现象研究

正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素以包容并蓄著称于世,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交融汇聚的历程中,不仅出现了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丝绸之路",而且涌现了鉴真、玄奘等伟大人物。自唐宋以来,中土佛教对外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就传播范围以及价     

禅宗审美的不二法门——顿悟

中国的佛教本是从古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为了扎根东土,求得发展,佛教不得不适应中国固有的思想与文化,并与之不断交流融汇,终于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唐时期出现的禅宗,就是传统佛教不断世俗化、中国化的结果。在众多的中国佛学流派中,禅宗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后期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史和美学史上看,禅宗不但和儒家、道家等学派一起,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性格特征,而且直接促进中国古典美学不断向纵深发展。 笔者曾有专文论述禅宗的审美理想及审美趣味,兹不复赘。总而言之,禅宗是把“涅槃”的虚幻境界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审美体验呢?笔者认为,禅宗审美的不二法门,就是它所极力标榜的“顿悟”。     

中央企业如何提升国际传播“五力”

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是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中央企业提升国际传播“五力”实践要求,要推动实现“五个转变”,即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从“讲好故事”向“有效传播”转变;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从“走出去”向“融进去”转变;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从“形象塑造”向“情感共鸣”转变;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阐释”转变;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从“借船出海”向“造船领航”转变。     

展望2018:中国对外传播战略转向与重点布局

一、战略背景：国际舆论转向,世界传媒变革当今世界,由国力相差悬殊的国家为主体形成的世界力量结构,必然使在此影响下的世界传播模式呈现出发达国家主导和发展中国家附属的倾斜态势。长期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媒介资源和媒体资本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通过对大型跨国媒体集团的控制,实现推销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意图,而话语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国际传播秩序中处于消极、被动的弱势地位,面临着形象被误读、文化被入侵、信息安全等诸多问题。因此,国际信息传播呈现出从强到弱、从中心到边缘、从西方到东方的不平衡特征。国际传播以顺流性为主,也有逆流性交织于其中。尽管信息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但信息传播的公正性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不懈的追求。特别是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崛起昭示着世界力量结构的变化,国际舆论格局的重心逐渐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话语秩序也由传统的“二元对立”向“多元互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