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恽研究述评

对元初著名诗文家、散曲家、笔记小说家王恽的研究,元明清三代研究多是总论性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研究深度广度上都有很大进展。90年代以后,文学史对王恽的评价虽然存在争议,但基本上给了王恽一个客观的文学史定位;单篇论文研究视角渐趋多元化,对其生平、作品、科学贡献等都有涉及。王恽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对其诗歌、散文、笔记研究较少;王恽创作与元初文化背景的关系尚需深入开掘;对王恽创作在整个元代文坛的地位及影响研究尚未深入;在其文风研究方面,除主体中和特色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尚待挖掘。     

论元代王恽的科学活动

文中从四个方面讨论了王恽的科学活动：（１）王恽的科技工作与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认识;（２）与李冶的关系;（３）与郭守敬的关系;（４）对农业的倡导与反对庸医     

从送别诗看魏晋风度

魏晋文士身历乱世,经受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却并没有表现出颓废软弱之态,相反却彰显出极强的生命力,显示了风神独具的人格魅力。这一时期创作的送别诗充满了对人生世相的深刻体悟,对自然、宇宙和生命深情脉脉的关怀和眷恋。魏晋送别诗不仅反映了文人之间良好的社会交际关系,也是他们深情兼智慧的内心世界的外化。     

纸与诗

中国是最早发明和应用纸的国度,传统文学的专擅形式则是诗,纸与诗是我们引为自豪的"国粹"。简帛时代延续几千年,造成了我国上古时代文化领域狭窄、流传缓慢和著述形态的封闭单一。纸之出现与广泛应用标志着中国文化步入中古,成就了魏晋这一历史上第一个文学文本创作的黄金时代。中古之前"诗""歌"一体,纯文字诗很少;魏晋纸之应用普及后,诗歌从实际的歌唱变为纸上的文字,其节奏韵律与文字意义之主从关系发生倒转,文学性逐步确立,诗的意境逐渐产生。总之,晋宋之后诗之变革,关涉审美内质与形式声韵。这一系列变化是纸之应用改变了诗歌传情的物质媒介的结果,亦可见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作用。     

趣说帝王的“统一诗”

《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那么贵为天子,一统天下的帝王是否也钟情于诗,甚而以诗言志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些一统天下的帝王们无论是称帝前,还是称帝后,他们的诗作无不显示几多豪气、狂气、霸气;其境界耀然而升,夺人心目,非一般文人诗能望其项背;观其诗如观其人。有“以无观有”之妙,从另一角度也使我们领略和窥透出他们能够雄定天下、功成大业的“形而上之道”。现撷几首帝王的“统一诗”,以飨读者：     

趣说帝王的“言志诗”

《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那么贵为天子．一统天下的帝王是否也钟情于诗．甚而以诗言志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些一统天下的帝王们无论是称帝前,还是称帝后,他们的诗作无不显示几多豪气、狂气、霸气;其境界耀然而升,夺人心目,非一般文人诗能望其项背;观其待如观其人,有“以无观有”之妙,从另一角度也使我们领略和窥透出他们能够雄定天下、功成大业的“形而上之道”。     

帝王诗与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深刻流淌在炎黄子孙血脉之中,也对文学创作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历代帝王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或注重提高文学素养,作为拥有特殊身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文学史上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仅就历代帝王诗中尚武精神的体现略作叙述。     

论王恽的词学观念与词学渊源

王恽作为元代前期的重要词人，词学观念较为丰富。王恽作词重视情致，这首先指合乎温柔敦厚之诗教精神的雅正之情，体现为强烈的淑世精神，还指符合士大夫审美理想的闲情雅意。在作词法度上，王恽小令或慢词能守前人矩镬，又引入白居易诗论，要求词以美刺，用于表达政治性诉求。词风上，既推崇豪放疏快，又不废雅化之“清”。这些观念于前人尤其苏轼、辛弃疾、元好问三者多有所取，渊源脉络十分清晰。     

以酒入诗——古代诗酒文化探析

诗可言志,酒可畅情,古文人好把酒赋诗,畅抒胸臆,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中国古代发达的酒文化、文人以酒会友的社交行为、诗人以酒达情的习惯是诗酒文化的主要成因,豪迈、愁苦、浪漫、悲怨的文人情怀,皆在诗酒文化中展现出来,使诗酒文化成为了解古人生活、精神世界和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素材之一。     

历代泽州诗碑、诗刻、题留诗整理研究

晋城建制始于隋唐,历代留下了众多的诗碑诗刻、题留诗。这些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具有为地方历史人文存照的史料价值,对研究晋城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旅桂文人送别诗研究

宋代旅桂文人在广西所作的送别诗,按照被送者的目的地来分,主要有两种情况。而基于送别的情境不同,从诗人的心态到其所创作的诗作内容以至写作模式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宋代旅桂文人送别诗的特点是注重写实和对事件的叙述,基于这一特点,其诗作中所表现的地域文化色彩相对较淡,与唐代广西的送别诗差别较大。     

才子佳人小说题壁诗、题扇诗、题帕诗浅析

题壁诗、题扇诗、题帕诗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发挥着重要的叙事作用,通过分析作品,可以发现它们分别担当了小说线索、新情节的引子、情人相逢相认的关键职能。小说作者使用这三类诗歌进行布局构思,旨在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这三类诗歌的大量使用也体现着作者的刻意追求。     

20世纪北朝本土文人诗研究综述

从北朝本土文人诗研究概况、"北地三才"研究、其他北朝本土诗人的研究、北朝本土文人诗艺术风貌的研究等方面,回顾了20世纪北朝本土文人诗研究状况。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学界对于这一领域关注程度不足,而且存在一定偏见。20世纪后期一批有影响的专著论文陆续出版,标志着这一领域由冷趋热。学界的研究态度趋于客观和理性,研究对象更加丰富,研究角度也多种多样,但这一领域仍有待开掘。     

唐代岭南贬谪文人驿道诗研究

对岭南的文化偏见、对贬入岭南的恐惧心理以及对遇赦北归的强烈期待,这三个因素导致岭南贬谪文人无法接纳岭南,也无法看见一个真正的岭南。他们与岭南之间的疏离关系也导致其岭南驿道诗中所写之景与所处之景之间的疏离与隔膜。     

袁宏道哀悼诗研究

哀悼诗有悠久的历史及稳定的写作传统,发展至明代已经严重模式化。袁宏道哀悼诗约三十三题六十七首,从哀悼对象、诗型、内容来看皆为追悼亲朋的真情之作。袁宏道哀悼诗在继承传统模式与意象的基础上,自有标新之处,具体表现为：通过吸收民间佛、道、冥界观念,为逝者设计了不同的死后彼岸世界,开拓了哀悼诗写作的时间与空间,显示了士人与市井生活的融入;将底层人士作为主人公进行哀悼,扩大了传统哀悼诗书写对象的范畴,反映了袁宏道对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反叛。     

论魏晋南北朝文人诗传播范式的确立

魏晋南北朝是文人诗传播范式形成时期。该传播范式包括六个方面：外廷官僚文人的文人诗传播主体范式;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遍及各阶层的文人诗传播对象范式;口头吟唱、写本传播为主兼及其他传播媒介的传播手段范式;载道诗歌到娱乐诗歌振幅区间式的传播内容范式;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共存的传播方式范式;相对宽松和优良的传播环境范式。     

脉脉“怨”情谁诉——英国男怨诗与中国文人闺怨诗的情感寄托

作为爱情诗中的奇葩,英国男怨诗和中国文人闺怨诗从表面上看,分别表达了男子对女子和女子对男子的怨怒斥责,但相当一部分诗作其深层蕴意则是借男子或女子之口发泄诗人对社会弊端的愤懑,感慨自身坎坷.因而诗中"怨"均有所"托","情"皆有所"寄",不失为中西诗歌比较欣赏的一个可参角度.     

阮籍五言诗诗题考辨

汉魏两晋之诗人作诗之时并不曾自拟诗题,其诗题均为后人“用诗”时所加,多数诗题盖至入选《文选》而定于一尊。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最初也是没有诗题的,《陈留》是对阮诗的最早称谓。最初“咏怀”一题之于阮诗不过是指其中一类而已,后唐人作《晋书》以偏代全,遂成为阮诗的总题。《豪杰诗》并不是今本《咏怀诗》中的某一首或几首,属佚诗无疑。     

中国古典园林与诗的融合

我国素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古典园林艺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世界公认的人类艺术瑰宝之一。我国古典园林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性认识和独特的美学观念，表现之一是园林与诗的融合。     

李白的“侠”情结及其游侠诗

游侠诗是李白诗作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游侠诗不仅填补了汉之后史书对"游侠"记录的空白,也对传统的侠的人生价值取向进行了指引和规范,后世许多文人志士,也常借用游侠形象表达自己的某些志向。李白塑造的"游侠"形象,体现了盛唐时期文人积极向上、积极实现人生价值的乐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