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的“性灵”说及其小品文创作

本文由“性灵”一词探源入手，并析了袁中郎“性灵”说的成因、内涵及在其小品文创作中的表现特征。文章认为，“性灵”说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是晚明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前提，以反理学、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为特征的时代新潮与袁中郎独具特色的生命个性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传统“性灵”理论的创造性的发挥。中郎小品文是对“性灵”说的最好印证和成功实践。其小品文之“性灵”，主要以“真”、“趣”、“新”为其基本的风格要素。     

从袁枚到龚自珍看清代文坛个性思想的发展和推进

本文主要论述清代文坛从袁枚到龚自珍个性思想的发展和推进。二人都重视“人”、“我” ,袁枚主张以人为本 ,带有古代民本思想 ,而龚自珍则提出“众人之宰 ,自名曰我”的命题 ,标志着近代人文思想的开端。都追求个性解放 ,重“情” ,而袁枚所作的是一种个体实践 ,可以说是“自立者” ,龚自珍在此基础上疾呼变革束缚人的专制制度 ,并立志“疗梅” ,为众人解缚。他们都可称的上“狂” ,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叛逆色彩 ,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对才气的自信与自负。但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袁枚的狂仍可被统治阶级接纳和包容 ,最终走向了逸 ,可算是“狂处士” ;龚自珍却成为让朝廷上下无不心惊胆战的变革者、启蒙思想家 ,可算是近代的狂者。     

集思广益 显微阐幽——袁枚性灵说初探

清中叶乾嘉间著名诗人袁枚,继承前人论诗主性灵的理论,并加以拓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诗论体系——性灵论。主张诗应“独写性灵”,“性灵”是诗的根本,其主旨是标举诗人的真情、个性和诗才;并以此为基点,阐述了诗与情、诗与韵、情与才、著我与学古及与之相联系的内容与形式。诗派与风格等方面的关系。     

浅论明代文学尊情观的发展脉络

在明代,有关“情”的论述非常多。概括起来,主要有李梦阳的情真说,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神情合至说,袁宏道的性灵说,张琦的情痴说,冯梦龙的情教说等等。明人所尊之情有两个侧重点。前期是以个性之情为重点,兼及人性之情;后期则以人性之情为主,兼及个性之情     

颜元与袁枚的"性灵说"

颜元是清初重要的哲学家,他反对程朱理学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肯定人的本真自我和情感欲望,主张习行以为学。这影响了袁枚个性思想的形成,并成为其“性灵说”的重要思想基础。     

论"性灵说"之人文意义

对“性灵说”人文意义的阐释意在深化古典文学的研究、探寻其当代价值。“性灵说”的人文意义在于对本真之人及其情性的强烈关注,于宋明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之外,探求着中国人本真生存的道路。诗论与对人本真的认识二而一的关系,是认识“性灵说”人文内涵的关键。从体用两个层面对“性灵”之“实”、“虚”问题向深向广探寻,显示着性灵说在集传统性灵思想之大成的基础上,对人问题认识、体悟之深刻。深入理解与灵性阐释“性灵说”离不开对“性灵”思想源流的辨析。“性灵说”成熟于明清时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和文学渊源的。     

林语堂的“性灵说”

本文揭示林语堂“性灵说”的基本内涵，并将它放到中国古代“性灵说”理论发展史和林语堂所接受与改造的浪漫主义、表现派理论坐标中进行综合考察，揭示林语堂以自己的个性爱好和对东西方文化的独特理解，对传统的“性灵说”理论所作出的创造性的综合与改造。并从文体论的层面，对林语堂的“性灵说”理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于20 世纪的"性灵散文"

重提“性灵散文”的话题，在于倡导充分抒发作者性情和深切袒露心灵的、最具有真情实感的散文创作。周作人论及从唐宋直至明清时期流露性灵的散文创作，突出介绍“公安派”的理论主张，认为与“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思潮相一致，此论颇合情理，却未能阐述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对于“性灵”这一话题之历史沿革的剖析，由于在专制王权的桎梏与束缚底下，无法完成自己发扬个性的任务，因此于“五四”时期重又被提起。而作为现代文明精神标志的个性解放之并未真正实现，就使得提出“性灵”的话题仍有积极意义，也跟散文创作的禀赋相叠合。     

性灵说溯源

考察整个南朝文学文论,发现“性灵说”在南朝已初步形成。以范泰、谢灵运等为代表的南朝作家所言说的“性灵”,是指生命本真的自然天性,包括心灵本真的自然情性。从而奠定了“性灵说”重真性情、崇尚自然与个性的核心思想。“性灵说”在南朝初步形成,佛教大乘涅架学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谢灵运是以“性灵”体现佛性的一个典型。南朝“性灵说”体现了对人“心”的重视,重视体现人本真情性的“心”的灵动与活力。     

《病梅馆记》的另一币中解读

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只是一篇政治意义上的檄文吗？通常认为这篇文章是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与他的《己亥杂诗》中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龚自珍要求的个性解放．不仅是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支柱．同样也是其文学改革思想的核心。所以,《病梅馆记》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即文学意义层面上的解读。     

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 ,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 ,强调自我 ,张扬个性 ;以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 ;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 ,必须有天才和灵感 ;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 ,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 ,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废名“诗的内容”说与传统性灵诗学——兼论其对中国现代抒情诗理论的建构意义

废名“诗的内容”说与传统性灵诗学具有极多的交集,如其“最见性情”论与言志缘情理论一脉相承,其“幼稚、纯洁”说与明清“童心说”一贯,其在性情与格调、格律关系问题的论述,也与性灵诗学取得了高度一致.二者虽然精神相通,但言说背景与解决的问题仍有不小差异.废名诗论是在破坏“旧诗”规范的基础上,为新诗理论寻找资源支撑和为新诗立法服务的,具有重要的建构价值.     

性灵说对格调说的诘难——袁枚答沈大宗伯的两封论诗书

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两封信中,袁枚全面的批判了沈德潜的格调说。在文中,他批判了沈德潜“贵古贱今、尊唐抑宋”的复古论和“温柔敦厚”、“必关系人伦日用”的儒家正统诗教说,标举个性解放的性灵说,提出“变”是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肯定“艳诗”等通俗文学的价值。     

《涵芬楼文谈》“性灵说”浅论

“性灵“一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特有的范畴,近人吴曾祺在《涵芬楼文谈》中提出了“变化本乎性灵”的理论。本文试图对吴氏“性灵说”加以概括和探析,以彰显其理论之精髓。     

试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

龚自珍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和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和扭曲 ,提出“尊心”“尊情”追求精神自由的审美理念 ,“豪杰之士”是他个性自由的人格理想。由于找不到现实的出路 ,孤寂的先醒者转而寄望于弘扬“心力”和“自我”的主体精神。这些思想特征开创了中国有近代特色的思想解放与价值观变革的先河     

《病梅馆记》的另一种解读

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只是一篇政治意义上的檄文吗?通常认为这篇文章是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与他的《己亥杂诗》中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龚自珍要求的个性解放,不仅是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支柱,同样也是其文学改革思想的核心。所以,《病梅馆记》还可以有     

龚自珍和他的性无善不善而有私说

龚自珍寻求解救晚清“衰世”的致用途径,借用告子“性无善不善”论,并以佛性阐释,进而倡导“有私”,肯定个性独立,为挣脱封建传统桎梏的个性解放作思想准备,不愧为我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者。     

龚自珍“尊情”三层面说

本文讨论龚自珍“尊情”的思想内涵及其对中国近代文学史、文化史的贡献。从生理心理层面、社会政治层面,哲学文化层面这三个层面进行剖析,认为龚自珍的“尊情”乃是中国古代主情思想的一个终结,同时开启了近现代主情思想的先河。     

从《袁宏道集笺校》看“性灵说”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系统的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性灵说理论,成为公安派的文学纲领。他反对盲目拟古,主张存真去伪,抒写性灵的文随时变。但他提倡的“性灵”,无视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对创作的决定意义,对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晚期文风,产生了消极后果。     

清诗的解放——清代性灵诗论略

性灵派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性灵”说的主张,使清代诗歌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皆抒写真性情,从这种真性情中体现反对封建、追求民主的进步精神;在艺术形式方面努力摆脱前人束缚,绝去依傍,随意而为,大抵则趋向于通俗自然、活泼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