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互动逻辑

鉴于全球生态问题源起的世界性、影响的外溢性以及应对的联动性,加上当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前途命运的紧密相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必须放到一个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视野下予以谋划和推进。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诸多的内外风险和挑战,与全球气候治理形成了紧密的逻辑关联。全球气候变化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最大的外部约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需要全球层面上气候治理的协同推进,落实“双碳”目标成为协同两者的关键行动。基于此,中国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要义是强调非国家行为体自发机制在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论讨论转变为强调全球治理的机制改革和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共治的集体行动。金融危机后兴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与全球治理比较二者可以在学术上作出边界区分。作为一个源自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征,需要提炼出研究的方法论。中国从被动参与过渡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需要作出相对稳定、具有共识性的国际定位;构建国际认可的全球治理的中国式理论;提炼中国的全球治理知识公共产品;设计一条国家合作、地区合作以及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的全球治理战略路径。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路径

当前大多学术研究着重聚焦于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背景因素或自变量,探讨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而对两者关系的“反向”研究,即全球气候治理如何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却鲜有涉及。鉴于全球气候治理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规塑和约束,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背景与基础、价值共识以及方向与路径无疑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加剧使得世界各国客观上共同命运情势更加强烈,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与背景,不仅巩固和增强了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价值共识,而且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五个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世界”的构建提供了具体而现实的方向与路径。当前,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性潮流。在此背景下,中国要通过积极推进碳中和目标、不断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制度建设、加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以及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气候外交等方式,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世界”的构建。     

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是每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国际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制度性话语权多由西方国家所把持,中国并未获取与自身经济实力、国际义务等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为此,应从中国缺乏全球气候治理经验、西方国家对中国无理指责的现状出发,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活动、提升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度等方式,提高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气候治理新变局与中国战略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全球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和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格局。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一些新变局：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相互渗透、互相嵌入,形成了动态的互动格局;发达国家将气候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进行融合,气候政策的武器化趋势明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分野扩大,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南北阵营化趋势再一次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多主体、多层级趋势进一步凸显,深刻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价值取向。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变局做出战略选择。     

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1980年代以来,随着气候问题逐渐被列入全球政治议程,及其全球治理的深入展开,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成为国家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本文详细审视和分析了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三类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从形塑气候理念到建立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它们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都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影响个体国家的气候谈判立场和政策,它们能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施加重要影响,而且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此,如能恰当利用它们的作用,将会很好地增强国家治理气候的能力。     

全球气候治理的“第三条路”?——以新兴大国群体为考察对象

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主权民族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全球气候政治的"南北两极",使全球气候治理难以避免走向失灵。新兴大国群体化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该群体"抱团打拼"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全球气候政治发展注入新活力,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不同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第三条路"。     

“双碳”目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双碳”目标是党中央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能源转型、推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从国内层面看,“双碳”目标对我国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国际层面看,“双碳”目标下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形势。如何统筹两个大局并把握“双碳”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双碳”目标引领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理念上时代化、目标上合理化、体系上科学化以及方法上智能化。基于此,应从内涵把握、制度建构、技术创新和全球治理等角度出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碳”路径,并在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能源安全风险挑战的过程中,提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战略和中国方案。     

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许多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国家或地区就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全球治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就决定了无论哪种全球治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和立场.     

全球气候治理的伦理转向和体系革新

环境治理的推进需要环境伦理的指引,离开环境伦理的指引,环境治理便会迷失方向。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环境伦理需要在更高的全球格局上去把握,如此需要一种全新环境理论的产生。推动气候治理的伦理转向是突破全球环境伦理的重要内容。论文从全球视野审视气候正义与环境伦理的演进,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环境伦理的转向,从而为全球环境伦理缺失的国际社会走出气候治理困境提供全新的革新路径。     

全球化语境下全球问题治理的现状与前景

全球化加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无法依赖各行其是的民族国家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国家间以新形式的超国家、多层次的治理为基础通过多方面合作加以应对.但是,在全球层面上,还没有一个能够与全球公民社会对话的世界政府.如此要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无疑困难重重.     

新时代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中国在国际组织职员现状,各部委、高校及社会组织现有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梳理,结合欧美及日韩等国对于本国人才的培养政策,提出我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应做好中长期规划、建殳专门智库及师资团队、拓展渠道及加强政策保障等方面建议。     

提升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话语权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守望相助、团结合作才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人间正道.中国抗疫成功的伟大实践,中国战"疫"的国际呼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政要、学者所认可.我们可从话语高度、话语深度、话语温度和话语信度四个维度形成话语合力,提升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论来源及其理想形态

全球治理在很大意义上因应国家治理的外部性而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当今时代互动互融,相互贯通,已形成一种“整体性治理”。人类对二者互动的认识,远溯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二十世纪初的各种思想先声,近察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思潮的涌动,都始终围绕着国家治理的外部性与克服这种外部性的理想世界设计而展开。追溯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源流,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想形态进行剖析,这种理想形态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互促进;全球法治与国家法治的有效互动是治理互动的主要方式;全球有效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两者互动达至善治的根本保障;全球责任与主权责任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动力源泉;超国家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理想载体和现实诉求。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也存在被强势国家异化为一己之利的可能,因而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今天的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积极挖掘中国国家治理的潜力,以自身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经验和理念,积极塑造21世纪的全球治理秩序,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球公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人工智能、生命科技、太空探索、深海探测等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探索其主权管辖范围外的领域提供了硬性条件,大国竞争范围逐渐延伸到网络空间、太空、深海、极地等公共领域。各国对公域资源的争夺和竞争,极易导致全球公域治理出现困境,突出表现为人类需求高涨与公域资源有限性的矛盾,霸权政治对公域治理的干扰,公域管理规则和机制不完善,公域治理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要解决这些困境,需要在治理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治理目标上致力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在规则制约上发挥"软约束"与"硬约束"的综合作用。作为全球公域治理的主体,中国以共治为原则,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坚持以多边主义推动公域治理,并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公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为消解公域治理困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供求关系视角下的非传统性全球问题治理研究

全球治理的需求与供给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重大的现实问题。在需求层面,非传统性全球问题某种程度上具有的＂公共性和负外部性＂特征及国际社会高度相互依赖的特质呼吁非传统性全球问题治理的兴起。在供给层面,这些特征又决定了非传统性全球问题治理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机理,即超越传统＂主权国家＂概念图式下的治理,全球系统中的各行为体均试图加强紧密联系,逐步形成共同认知,为全球问题治理提供公共物品——建立共同的安全、繁荣与包容,以回应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及其治理挑战。     

学校组织气候研究的全球视野与中国框架

学校组织气候的概念缘于美国心理学家勒温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组织气候”。当前,学校组织气候逐渐成为学校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和测量工具。学校组织气候理论经历了在学校研究中引入组织气候视角、关注学生发展的学校组织气候研究和以课堂为中心的学校组织气候研究等发展历程。学校组织气候研究的测量与实践价值在于：能够评估学生学习环境,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加强学校组织气候测量,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深化教育质量监测,实现区域教育公平。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学校组织气候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加强本土化研究：深化学校组织气候的内涵结构建设;丰富学校组织气候的研究对象;提升学校组织气候的测量精度;强化学校气候的实验研究;探究学校组织气候的改造方法;推动学校组织气候的本土研究等。     

关于国家治理评估的若干思考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来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治理得更好,所以我们有一个理想目标,叫做良好的治理或者是"善治"。评价治理好与不好,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评价国家治理的标准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都在谈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事实上,在政治学界,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一个重     

全球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换

通过考察加拿大新布尔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归纳出乡村治理所要强调的落实地方分权、增加地方居民参与基层政策决策机制以及凝聚力、动员乡村社区资本等重要方案。而在目前中国的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正经历着一场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问题。在转换导向和转换方式等问题上,其核心是基层政府如何理解和消解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