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和自由写作

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小说为主流,在启蒙意识和功利思想的作用下,一直承担着时代的使命。而20世纪末中国小说发生了极大的流变,逐渐淡化了“五四”启蒙立场和社会功利意识,日常情感和个人体验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反思文学使长期禁锢的文艺政策逐步解冻,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在摆脱文学过重的负荷,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中受挫。在严肃文学被冷落的沉寂中,被商品化思潮左右的大众文化直接影响了文学,使之退居边缘,小说现代叙事在回归故事的通俗性、个性化写作过程中成为日常化、个人化自由写作的具体表现。商业化境遇使20世纪末的小说流变形成了90年代小说很突出的边缘化自由写作的形态。“新写实”小说、新生代作家、女性写作,以及其他小说创作的不同努力,构成了90年代小说的多元格局,使20世纪末的自由写作成为可能,文学的多元自由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中国世纪末小说杂论

中国世纪末小说在内容方面，具有四种明显的倾向：回归故事；关注生命；崇尚孤独；淡化理想。小说的超越品格和理想精神，是其重要的属性，不可或缺，更不应消弱或消解。     

家族叙事：“伦理中国”的当代面影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家族小说因为纳涵着丰富的现代性内容,折射出“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与道德等的变迁而深受作家青睐。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作家的家族书写,一方面延续着现代文学“叛逆式”的书写传统,另一方面,又典型地体现出当代文化变革中作家们的文化关怀。作家们对“家族”文化母题,既有着新的起源解释,同时又有当代性的精神铭记。     

简论刘庆邦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

当代中原作家刘庆邦始终关注着中原乡土文明。以作家的敏锐感知力,他注意到在现代观念映照下,中原大地的伦理观念的变化,并对此进行了展现和思考。在爱情、亲情、性爱的伦理叙事中,他的小说隐含着叙述者的叙事立场、叙事意指和道德趋向。     

论池莉小说的叙事伦理

池莉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在文坛引起不小轰动。相比同一时期的其他新写实主义作家,池莉选择站在代表市民价值的立场上,采用平民视角、关注大众心理,从而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叙事伦理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源于作家对个人经验的独特创造和发现,呈现的是某种人生的存在状态或价值。在池莉小说创作中,同样体现着她对于人生经验的理解和创造,即"生""活着"乃是一切之根本。     

阎连科残病叙事小说中的乡村伦理诉求

阎连科有着很深的"疾病情结"。长期的疾病体验和强烈的济世愿望使他成为了乡村平民的痛感器,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疾病和残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甚至成为结构作品的核心。以疾病作为关注人类生存的切入点,阎连科揭示出河洛地区广大乡民在疾病困扰下的伦理传承和变异。这些疾病叙事作品浸润着他对底层弱势群体强烈关注的情感,体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伦理情怀。     

20世纪末中国流行文化回溯

POP(流行)文化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经过了艰难的孕育、胚胎的催生、雨露中发芽、阳光下成长、风雨里飘摇……终于在20世纪末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奇与腐朽并存、过于强化感官刺激与心理麻醉性的POP(流行)文化，我们有必要为POP文化在中国的成功推进欢呼的同时，也应为中国严肃文化的早日崛兴而祈祷!     

论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

欲望越出物质需要层面成为消费社会的核心逻辑,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遭到异化,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创作日益演化为权欲能指的反复叙事。这一现象是欲望叙事越来越背离自由伦理并日益转向消费伦理的表征。     

20世纪末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主题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形象在不同作家笔下的表现形态各异，命名方式也不尽相同：本文运用主题学方法，重点对20世纪末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主题进行梳理研究。文章认为，“病态青春”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病态”在青年群体中的文化表现，比起那些无病呻吟的虚假之作，来自“病态青春”的呼唤倒显得真诚可贵；“病态青春”问题作为一个时代文化课题。作家和评论家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小说,请别拒绝崇高--20世纪末小说现象研究

当下小说远离了学应有的崇高。小说要发展、超越。必须走出弃绝理想、削平价值的误区，必须摒弃皈依低俗、猥亵高雅的范式，必须冲出贬损英雄、张扬痦性的怪圈。     

日本现代小说个体叙事与伦理建构研究

叙事视角方法涵盖较广,在日本现代小说的叙事视角中通常会以众声喧哗的复调局面来替代传统小说中独白的叙事视角,视角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通过总结和归纳发现在传统的小说中通常是以线性时间作为推动故事情节的主要方法,对于故事事件的视角通常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展开,其内容和故事通常波澜起伏,同时,结合现实虚拟想象作为小说的背景和叙事视角。     

论20世纪末语言学理论的演变对我国小说创作的影响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小说语言理论突破了"工具论"的禁锢,经历了"文体论"、"本体论"后,发展成作家和理论家对汉文学语言的自觉追求,小说语言理论的这种演变对当时的小说创作影响深刻。     

王安忆家族小说的叙述聚焦与叙事伦理

在王安忆创作的家族小说中,分别使用了单一聚焦和双重聚焦两种叙述聚焦类型,并在同一聚焦类型中交叉使用了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具体的聚焦方式。不同的聚焦类型和聚焦方式的组合,在构建小说叙事伦理时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效果。王安忆家族小说对此叙述策略的不断变化,显示出她对小说叙事伦理可能性的持续探索。     

略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红十字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仅对国际红十字会的活动有所了解，并且多方努力，积极筹办红十字会组织，从而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为国际红十字会活动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也积极推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伦理

王安忆以一种平实的、朴素的叙述语调讲述女人个体存在的内在事件、生活的琐屑之事,形成关于女人叙事的伦理基础;其叙事伦理主要包涵三方面的内容:呵护现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的身体感觉、肯定女人对幸福、快乐的现实追求以及建立一种小说叙事的模糊性伦理观。因而"她"的时间和空间能够拒绝流行的概念的夹带,整饬属己的生存经纬,作为生命实体的女人得到了某种更接近原貌的书写。     

蒋子丹叙事的生态伦理关怀

通过引入生态伦理学的观照视野,细致考察了蒋子丹叙事对生态伦理的关怀：首先,亲近自然的诗意怀想;第二,对生态问题的隐忧;第三,对动物主体性的认同。     

《伤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伦理的转型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虽早已远去,但其影响却远未消逝。《伤痕》是伤痕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它的影响意义深远。《伤痕》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伤痕"描述,而在于它所开创的叙事伦理。《伤痕》叙述了王晓华在组织与母亲之间的艰难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精神创伤,这个精神创伤通过对王晓华个人生活的娓娓叙述凸显出来,《伤痕》改写了过去近30年小说宏大叙事的主体缺失历史。《伤痕》引领了伤痕文学个人生活叙事的潮流,伤痕文学不再提供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凡俗人等的生活悲歌取代过去的英雄赞歌成为常态。伤痕文学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生存伦理取代家国生活伦理、悲剧取代喜剧的新型叙事伦理,为之后的先锋叙事、解构叙事铺平了道路。     

措置·错置·零伦理——论金庸小说的师徒伦理叙事

金庸小说作品展现了师徒伦理关系的多个层面。从简单措置到对师徒伦理关系的有意错置,从单纯的扶助关系到功利因素的无情掺杂进而衍生师徒之间伦理关系的恶性呈现,金庸小说在师徒之间零伦理的极致呈现中,达到其师徒伦理叙事的顶点。师徒伦理措置、师徒伦理错置与师徒之间的零伦理,成为串联这些师徒伦理层面的伦理叙事脉络。     

世纪末情结－近年中国小说“热点”漫谈

近些年来的中国小说界潮起潮落，“热点”复杂多变，从朔小说到“新写实小说”的兴起和衰落，再到陕西作家群贾平凹、路遥、陈忠实各领风骚的作品，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叫“世纪末情结”的东西。     

张爱玲华文家族小说的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

在张爱玲创作的华文家族小说中,分别对话语和故事使用了多种形式的叙述者干预.其干预方式既受到中国古典传统小说的影响,又融合了西方现代小说和电影的理论与技巧,同所讲述的故事水乳交融,对作品叙事伦理的构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