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审判中的司法独立——兼评地方政府与法院就解决行政争议联合下文现象

我国的宪政体系设计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对分立,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司法原则。作为审判权的行使机关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就审判权的行使联合下发文件的做法违背了我国宪政制度的设计,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最终将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司法权：法治视野下检察权的必然归属——也论检察权的定位

以民主原则、宪政和法治原则、权利制约原则为前提,结合我国宪政体制和监督体系来看我国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与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并不矛盾。现代检察制度是大陆法系实现对法官和警察的双面控制、以权力制约确保民主与法治的产物,我国系大陆法系一脉,应强化检查制度独立性,以权力的程序控制为核心实现对检察权能的合理配置。     

宪政视角中的行政法解释及其审查

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在应对行政法解释上呈现出疲弱状态;权力机关的监督制度或缺乏明晰的程序制度,或囿于权利之空缺等原因而难以实现违宪审查。基于法治、宪政的需要,对行政法解释的宪政审查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所突破。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实践人民主权,设立宪政委员会、突破传统司法审查框架以及赋予公民宪政程序权利,实现对行政法解释的宪政审查,进行推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才能更好地实现法治、宪政的理想。     

试论刑事和解之人民调解模式

刑事和解中的人民调解模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对接,体现了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既可以避免公检法机关在主持和解时的尴尬位置,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贯彻能动司法。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和解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人民调解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首选。     

建设我国宪政社会主义的若干思考

宪政社会主义是指坚持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有效限制政府权利的宪政主义与推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内在结合。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是我国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与基本目标。努力探索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是建设我国宪政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司法体制改革没有退路

《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始终是中国法治建设最核心的问题。回顾过去,我国的司法改革如火如荼、从未停息,但是鲜有顶层设计的体制性变革。一是司法改革主要以“两高”为发动者,而缺乏最高权力机关的统筹规划;二是司法改革的对象,大多是现行体制框架内的制度性修补,而缺乏诸如司法权与行政权配置等体制架构上的调整;三是司法改革的过程多是行政化路径,而缺乏法治化的遵循。     

我国宪法法院法律地位的合宪性论析

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是现阶段我国宪政制度的重点与难点。建立以宪法法院为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是法治国之最佳模式。宪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其宪法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仅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阐述了宪法法院与国家各机关的权力配置:宪法法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国务院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关系。     

检警一体化的基础缺陷

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检警关系如何建构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从中国的宪政体制及检警关系的发展考察，检警一体化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宪政体制模式，不符合中国司法实践，不符合检察发展方向。     

县市基层中级人民法院改造论

国家审判权由国家法院统一行使．不能由地方分割，我国现行的县市基层中级法院隶属地方权力机关等法律规定不符合宪政原则。我国国家四级法院的设置和院长、法官的任命，都要遵从宪法、法律和职业自律等双重管理机制。建议在初审法院设置小额、轻罪法庭，适用法律原则与习惯审判，统一司法执行。     

宪政视野下中国司法腐败问题探析

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司法腐败受到司法体制不当的影响即司法权的异化的影响,所以司法腐败不仅仅是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出于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司法职业纪律、司法道德,损害司法关系或者司法权的行为.现今中国的司法腐败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宪政问题.遏制司法腐败不但应理顺司法体制,而且要提高立法质量.     

宪政与政治文明建设

本论述了宪政和政治明的关系，阐明实施宪政是建设政治明的核心，并提出了实施宪政的几个措施，如加强宣传、理论研究、制度建设和宪法司法化等。     

刑事立案监督问题探析

鉴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不足,在刑事立案中,公检法三机关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的现象。因此,针对公检法三机关立案管辖案件的不同,就其立案监督的立法现状进行反思,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分别提出若干具体可行的合理化建议。     

《刑事诉讼法学》述要(上)

第四章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各项原则的内容、意义及贯彻执行。一、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并贯穿其始终的指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正确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准则。亦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至第12条的规定。二、公检法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本原则亦称职权原则,指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只能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行使。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3条。本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两方面:(1)公检法办理刑事案件各有其特定职权,即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批准逮捕和检察(包括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刑事协商中的三组关系与三项原则——以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为视角

构建刑事协商性制度既符合传统实用主义刑事司法实践,也与现代人权保障之刑事诉讼理念相契合。构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视角下的刑事协商制度,需处理好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国家专门机关与加害人之间以及国家专门机关与被害人之间"三组关系",并依次贯彻尊重合意、遵守法律以及遵守合理性"三项原则"。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把道德理性融入刑事司法,在刑罚个别化的维度上展开相对自由的法律适用与裁量,从而避免刑事法律适用的机械化带来的弊端。     

赫伯特·克罗利与美国宪政的批判与重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兴起了一场复杂多样的全方位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进步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赫伯特·克罗利为首的改革派(或进步派)对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宪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重建.他认为,开国先辈们确立的宪政所采用的保持和重新调整平衡的方法存在严重缺陷,主张增强行政部门的权力,协调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紧张关系,支持司法审查.换言之,他主张通过将个人主义的自由与民主观念改造为进步主义的民主与自由观念,在不根本触动美国宪政框架的前提下,实现对美国宪政的改造以适应变化了的美国经济与社会形势.     

论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

税收司法是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在实践中,税收司法存在诸多的困境,阻碍了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进一步的改革。     

论司法改革的合法性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司法改革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是,近年来,我国地方检、法机关推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在合法性方面却频频受到学界的质疑。作为一项法律活动,司法改革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但是改革的性质也决定了司法改革必须突破实在法的规定。合法律性并非合法性的唯一含义,突破现有法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司法改革因此就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西方政治学、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范畴,综合自然法学与实证主义法学两大流派的观点,合法性应当包括形式和实质双重要求。司法改革的合法性也包括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层面,其中任何一个层面的缺失都会导致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重塑司法改革的合法性理论有助于解决我国司法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浅议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既是司法监督行政的重要方式,也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具体体现。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以及我国行政机关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现状,决定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现实必要性,正确构建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明确司法审查的权限和效力,应当作为促进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备的制度方案加以实施,由此谋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平衡。     

体制内司法改革的法理思考

司法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立足于现行宪政体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目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务实思路。就我国目前而言，司法改革，除了内在体制、理念的变革外，也包括外在形式的各种符号性变化。“法官职业化”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它与司法外部构造上的“非地方化”和内部管理上的“非行政化”一起构成了目前和今后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程序是司法之特殊所在，故司法程序改革应当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性问题。司法改革的理想是实现现代司法理念引领下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司法权的独立，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问题

《行政诉讼法》的颁行是我国法治建设和宪政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十多年来，该法的实施对于推进“权利保障”、“有限政府”等法治理念的普及以及宪政和法治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迫切需要修改。本文以改革现行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为切人点，论证我国建立和完善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法理基础和现实条件，提出了通过设立宪法行政法院系统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