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向深渊的凝视:布朗肖的文学阅读

莫里斯·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重审了"将文本还原为现实"的阅读模式,并对既有的阅读理论进行了更新。他将阅读视为一种无法被定义的体验和敞开、一种从可释读的文本层指向作品深处的"不在场之在场"的运动。之于读者,阅读是"开始"而非"重复";之于作品,阅读是与创作同样强大的建构力量。通过阅读理论的再阐释,布朗肖解构了传统阅读模式中"读者"对"作品"的控制与超越,对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进行了现代性的反思。     

反乌托邦与存在——解读《我们》

如果说乌托邦是存在的正题,那么反乌托邦就是存在的反题。而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浮现的负面影响,是反乌托邦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小说不研究现实,而关注存在。反乌托邦经典之作《我们》则是对于存在的经典昭示,对人类的存在困境做出了精辟的阐释。反乌托邦作品是对于现代性的颠覆与解构,是研究人类存在的重要途径。     

新俄罗斯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意识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拥有厚重历史的俄罗斯经历了几场大变故,先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后是叶利钦时代的竞选斗争、经济危机、车臣战争等诸多问题的产生,使得俄罗斯人民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掉进了动荡和痛苦的深渊,人们质疑、迷惑、挣扎、反思.肩负历史重任的俄罗斯作家以其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以文学方式反映俄罗斯民众在特定时期下所产生的痛思历史伤疤的反乌托邦意识.     

论反乌托邦文学的主题与特征

从理论层面上讨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反乌托邦的复杂关系,梳理、区分这几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简要概括乌托邦文学,说明这贯穿着共同的本质或基本精神：对人和存在问题的思考,由此深化全文。     

我们为何还要阅读文学经典

<正>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偶然间,见我读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不禁皱眉问道:"读这种书有什么用?费时费眼。"当告诉他我每年夏天都要重读一遍《八月之光》时,他看我的目光就不单单是匪夷所思了。当然,我也没好意思告诉他,像他这样不读小说不读诗歌的人,只能永远生活在一个单向度的封闭空间里。他们的生活有多忙碌,灵魂就有多干瘪。我们为何读那些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文学经典?这是个多么庞大的伪     

理性与非理性夹缝中的存在——细读反乌托邦经典《我们》

理性与非理性盘绕交错,在人类探索史中相依相生。反乌托邦的经典《我们》虚构出的极限环境——绿墙内外,恰恰代表了"理性"与"非理性"。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便成为了谬误,理性蜕变成了非理性,而非理性也变成了理性。"我们"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错中失去自我。我们应该明确,现在的重要问题不是辨别理性与非理性,而是去探究人类如何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夹缝中存在。     

东方乌托邦——欧洲中世纪旅行文学中的北京形象

在蒙元时代,欧洲到中国的交通线打通,欧洲的传教士和旅行家相继来到中国,他们的旅行文学作品向西方翔实地介绍了作为乌托邦表征的北京形象。1299年《马可·波罗行纪》面世,北京首次以"汗八里"的名称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意为"大汗之城"或"帝王之城"。从13至16世纪的三百余年间,北京以"东方帝都"的形象反复出现在欧洲的旅行文学之中,为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乌托邦提供了更加翔实、可靠的素材。本文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依托,以《马可·波罗行纪》《颚多立克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为研究文本,探讨北京作为乌托邦形象在中世纪欧洲旅行文学中的表征。     

绝望深渊中的光明——论西方文学中的荆棘与痛苦

“荆棘”是西方文学作品与宗教传说中一个常见的题材。“荆棘”象征着生活中的痛苦与磨难,通常使人联想到肉体的痛苦,但它也会与精神痛苦交织在一起,构成灵魂与肉体的交锋。     

反乌托邦与解乌托邦——《白银时代》与《1984》的比较研究

一直以来,王小波的小说《白银时代》被认为受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影响,人们把其和《1984》一并归入反乌托邦文学的范畴。事实上,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误会,在对乌托邦文学的悖反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乌托邦 反乌托邦 实托邦——西方三种空想主义国家观论要

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图》是探讨国家问题的开山之作。柏拉图时代,希腊城邦危机四伏,政局动荡不安。面对这一险象,柏拉图深思熟虑,推出自己的哲人治国方略。在《理想国》中,他认为,要使国家实现正义并长治久安,必须让政治与哲学联姻,权     

文学乌托邦的建构与毁灭——解读《边城》中的文学理想

现代作家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文字，毫无疑问属于我国文学宝库中最值得珍贵的那一部分。虽然沈从文写的是小说、散文，但在那些散发着乡土气息和充满山野风情的文字中，似乎总有一种如陶渊明山水田诗似的内蕴。在他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小说《边城》一直广受推崇，作品以素雅高洁的文字和轻灵飘逸的笔调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乌托邦世界—神奇优美的湘西边城     

对生命的凝视与坚守——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沈从文的文学思想既超越了“血泪”控诉式狭隘功利的现实主义,同时也不同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者,他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价值,追求的是“为生命的文学”。这种文学观源于他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并充分体现在他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中。     

青少年暴力成因及干预对策——一个花季少年为何走上犯罪的深渊

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心理冲突和情绪、行为问题的高发阶段,攻击行为及暴力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文章以一位正在服刑的青少年暴力犯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分别从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等视角探讨了影响青少年暴力攻击行为发生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影响暴力的最本质的因素是青少年缺乏足够的社会能力和正确的自我认知观念。为此,本研究建议对青少年暴力行为进行生活技能的培训和认知行为的训练,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发生。     

当我们遭遇传染病——无孔不入的股癣

因为群居，因为容易交叉感染，我们对传染病是如此的恐惧。却不知道，这种没有辨别的恐惧的蔓延，才是最可怕的“传染疾病”。[编者按]     

乌托邦式的人间天堂——17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17世纪,以"礼仪之争"为发端,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传入欧洲,成为当时哲学家热烈讨论的对象。一些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不精通汉语的德国作家从中国文化汲取了灵感和启迪,把中国形象当成乌托邦式的人间天堂,借以对比德国当时困苦的现实生活。德国巴洛克文学中出现的乌托邦式人间天堂的中国形象,跟现实中的中国形象差之千里。这种中国形象的误读、改写和重建恰恰表明了文化传播和碰撞的过程中人们对异国文化的研究和吸取往往取决于自身的处境和条件。     

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解读《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作颇丰,《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是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作者借用人物形象探讨了艺术与人生,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本文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进行解读和分析。主要分析剧中主人公鲁贝克的伦理困境及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及对剧中其他人物梅遏、乌尔费姆及爱吕尼的伦理选择,及选择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透视易卜生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在伦理道德下对恋爱婚姻关系的思考。     

美国女权主义——反中心化和文学表达

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性、整体性、体系性,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主张思维方式、表现方法、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彻底多元化。《弥漫着犹太文化品性的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一文认为,为了抵制被主流文化完全同化的趋势、保存美国犹太文化的品性,当代美国犹太文学在实际的文学文本中,坚持道德要求,涉及犹太教文本,以多种多样、轻重强弱不同、含混和隐晦的形式呈现犹太性,表现出犹太文学的特质和力量。文章《美国精英文化及其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指出,在以移民国家为特点的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代表传统主流文化的"沃士波"精英阶层与倡导反正统文化的知识精英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分庭抗礼,到90年代出现了第三种文化,即布尔乔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融合。《美国女权主义——反中心化和文学表达》揭示,美国女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反中心化理论深刻影响下,其重要的表达形式——女权主义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对男性中心的批判与否定,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赋予了女性话语权,对以男性声音为主导的传统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意识形态与社会想象:乌托邦文学——理想社会的整体构想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社会想象的两个重要维度。意识形态是政治、哲学、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也是当今学术界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乌托邦则是西方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西方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形成了一条少有间断的传统。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关系的理论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乌托邦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     

花季少女为何坠落？——对我们教育的反思

2012年4月13日晚19点30分左右,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八年级一班14岁的女生李欣玥,因为学校老师要求＂剪发＂,为了拒绝和逃避＂剪发＂从自家五楼的窗户跳下,终因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因为＂剪发＂而跳楼,这对于我们70、80后的老师来说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这位90后学生却如此轻而易举地做出了这样的行为。难道他们真的如此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难道又仅仅是＂剪发＂惹的祸吗？＂剪发＂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剪发＂,关键是剪什么样的头发,剪什么样的发型,这个才是他们最为关心和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