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与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观念的转向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观念转向是指,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主要是逻辑分析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侧重于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如阶级分析法、哲学派别分析法、唯物史观等.其根本原因在于冯友兰终生孜孜以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关怀,体现了学者社会良知.     

融贯中西通释古今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贡献

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其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研究,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范式,他的三本哲学史各具特色;二是用“接着讲”的方法,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成为了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冯友兰的哲学创造体现出了复兴民族哲学的一种现代努力.     

FENG You-lan＇ s Na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Its Enlightenment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明确提出并论述民族哲学。他认为,民族哲学具有接着民族哲学史讲、用民族的言语说、有益于民族精神上的团结等特征。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哲学史,必须和中国的言语密切联系起来,给予中国人民情感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团结。     

冯友兰民族哲学思想及其启示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明确提出并论述民族哲学。他认为,民族哲学具有接着民族哲学史讲、用民族的言语说、有益于民族精神上的团结等特征。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哲学史,必须和中国的言语密切联系起来,给予中国人民情感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团结。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产物,体现了对方法论的自觉,是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近代化的经典文本之一。本文试图结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如西学观照、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哲学与哲学史相结合、唯物史观等作出评述。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冯友兰晚年哲学史研究与哲学思想的会通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方法论上的特色是融会了“新理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史三者的思想观点。在关于唯物唯心的区分上,冯友兰独特地采用了主客观关系,由此把哲学是人生的反思的思想引进哲学史,使之成为研究的元理论。他又通过“具体共相”的概念,沟通了作为精神生活的认识论和人生境界,使得对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就不再单纯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评价的唯物唯心问题,而同时也是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关涉到人的安身立命的价值问题,从而真正切近了中国哲学的内容,解决了中国哲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也实现了对“新理学”的超越复归。这种复归是以理学为基础消融心学的问题,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境界说”作为元理论,使得《中国哲学史新编》超出了20世纪30年代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价值。由此言之,《中国哲学史新编》具有消化马克思主义、总结“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双重意义。     

著名哲学家陈来先生访谈录

陈来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来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康香阁副主编就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内涵,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20世纪冯友兰、张岱年二位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宋元明清时代的三大哲学家朱熹、王阳明和王夫之的研究以及《荀子》研究等学术前沿问题与陈来先生进行了访谈。同时还邀请哲学博士杨柱才教授、王楷博士和高海波博士等围绕陈来先生的学术成果撰写了3篇研究论文一同发表,以飨广大读者。     

浅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堪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石,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国哲学史》的架构设计、冯友兰哲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特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态度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究。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

作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开创者之一的冯友兰，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哲学观，其中既包含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又有具体的儒学观、道家观、佛学观等。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重新解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     

著名哲学家陈来先生访谈录

陈来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明清理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博士生导师。陈来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康香阁副主编就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内涵，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20世纪冯友兰、张岱年二位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宋元明清时代的三大哲学家朱熹、王阳明和王夫之的研究以及《苟子》研究等学术前沿问题与陈来先生进行了访谈。同时还邀请哲学博士杨柱才教授、王楷博士和高海波博士等围绕陈来先生的学术成果撰写了3篇研究论文一同发表，以飨广大读者。     

明代哲学源流与中国哲学史

明代哲学源流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明代哲学之源、明代哲学、明代哲学之流。宋代哲学是明代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宋代奠定了理学的范式与基本议题。宋代哲学总体表现为客体性;客体性趋势发展至极,造就了明代哲学对客体性的反动,明代哲学总体表现为主体性。明代哲学的主体性趋势发展至极,迎来了客体性的再度崛起,以及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由此形成明代哲学之流,也就是明末清初及其后的哲学。明代哲学的整体研究有七个主要问题,均围绕正、反、合的三一模式展开。当前明代哲学主要遵循个案研究范式,并表现出与问题研究结合的趋势。明代哲学的断代研究离不开中国哲学史的大背景,在《明代哲学史》出版之前,明代哲学研究主要依赖中国哲学史研究来推进：冯友兰注重客体性,因此明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比较轻;劳思光注重主体性,因此明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比较重。在《明代哲学史》出版之后,明代哲学研究则带动中国哲学史研究。新的明代哲学史研究与书写有四个重要的展开方向：从断代研究到源流综合研究;重点人物与边缘人物综合研究;从理学研究为中心到百家争鸣研究;从单一范式到多元范式的儒学研究。     

冯友兰唯物史观哲学方法论述评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冯友兰就已经开始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并逐渐将唯物史观作为其分析历史、社会、文化以及进行哲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成为当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范例,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冯友兰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和"冯友兰现象"提供了部分的历史依据。     

哲学与人类的未来--冯友兰对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的阐释

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先生就提出“世界哲学”的概念,并阐述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提出中西哲学互补和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可能有的两点贡献。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总结》中,冯先生又把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归结为“仇必和而解”和“太和”,他所提出的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哲学的贡献,可概括为六大关系。这一阐释与建立一个有人价值导向的全球化的过程完全合拍。     

20世纪50、60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20世纪50、60年代，冯友兰在以其新理学的哲学基础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颇具个性特色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以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取代以境界哲学为棱心的新理学，以两个“对子”——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主题，显示出冯友兰哲学思想的时代特色。     

学科史梳理的新篇章--曹树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评介

学科发展史的回顾与反思对于更为深入地研究一个学科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关于“中国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在1962年即得到冯友兰的关注(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页)。世纪之交,则有多篇总结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出现,而对中国哲学史之学科发展史的系统梳理也已在一些学者那里展开。然而,尽管早在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已探讨哲学史料的种类、审定和整理等史料方法,其后更是有多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问世,但对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之分支学科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发展历程的全面系统考察,却始终阙如。近期,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曹树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一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从《中国哲学简史》看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中国哲学简史>短小精悍、简捷扼要,深刻地反映了冯友兰已然成型的明确、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他以"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观规范了哲学的内涵,以"无用之大用"和"内圣外王"推出哲学自身的特征和功能,在哲学方法上提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以及"新理学的方法".冯友兰关于哲学史和写的哲学史的划分,哲学史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阐发,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回归智慧——近30年中国哲学研究概览

20世纪70年代末,哲学的变革似乎再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出发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哲学本身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由此受到了多方面的洗礼。自1978年至2008年,新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历了30个春秋。较之20世纪后半叶的第一个30年（1949-1978年）,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这30年中,中国哲学史研究无论在深度抑或广度上都发生了引入瞩目的变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与趋势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形成直接源于对哲学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反思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借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和专题史研究等几种主要的研究方式,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与蓬勃、90年代的困境与探索,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创新与超越等几个特征明显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发展既表明了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同时也暗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欠缺,这也构成了今后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和主要任务。     

冯友兰"境界说"和冯契"智慧说"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觉解”与“智慧”、“内圣外王之道”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天地境界”与“真善美的统一”等二位冯先生基本哲学范畴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在后经学时代,冯友兰先生和冯契先生对理想人格的论述指明了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个轨迹,因而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尤其是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注重理论和德性的统一,哲学思维和人的德性的有机结合,最终达到了真善美、知情意的统一,重新恢复了哲学的理性感染力。     

哲学通史有传统

<正> 《读书》1995年第11期高瑞泉博士的《智慧之境》一文,是怀念已故著名学者冯契先生的。赖有这样的文字,无缘亲炙冯契先生教诲的我辈后生,终于可以想见到更真实、更亲切、更丰满的冯契先生。文中言及:“以一人之心力,独自条贯系统地写完自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整部中国哲学史,舍先生之外,不知至今是否有经二人?”此语似可斟酌。据我们所知,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长期沉醉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先后撰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1—7册)等著作。这些书大都具备这样两个特点:一是独立完成;二是贯通古今。其中前几部均完成于解放前,无法涉及到更晚的哲学史。而《新编》系解放后的新作,其第七册更是专门讲授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惜这部直至冯友兰先生去世前才最终“绝笔”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不能和前面六册一样在同一出版社出版。……它在香港出版了,只是将书名改为《中国现代哲学史》”。(《读书》1995年第4期,汪子嵩《海阔天空我自飞》)知情者说,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已“失其聪明”,著述赖有他人相助。而冯先生《新编》七册的最后一章中言明:“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同上)故全书的筋骨血脉均得之于先生,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