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基督教政策转变及其社会影响——以道光朝为例

基督教为西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宗教,自唐朝开始,西方国家便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直到清末,基督教在中国才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契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清政府依次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并于1844年与1846年发布解禁上谕,基督教政策随之改变。凭借该政策,传教士终于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传教活动。中国大地,尤其是沿海五口岸,由于传教士的传教,近代医疗教育活动随之开展,但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民教冲突,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从冲突到交融——重评近代传教士办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从近代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所引起的文明的冲突,到传教士为了传教创办教会学校,乃至研究中国文化、认同并主动传授中国文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可以从冲突走向交融。近代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向中国人输入西方文化,到后来一些传教士反而成为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行者——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传递和交流的使者。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用的重新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危害,有助于促进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近代基督教在甘肃

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广泛进行传教活动,地处西北的甘肃也接受到来自西方的基督"福音"。但是,因为交通不便、语言障碍、民族宗教复杂、人口稀少、西方传教士活动局限等因素,甘肃的基督教传播缓慢、教徒数目少,并未像传教士们预想的那样,教会事业会一片繁盛。     

尚贤堂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尚贤堂由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于1897年创建于北京,其前身为"上层社会传道会"(The Mission Among the Higher Classes)。尚贤堂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传教机构,而是一所集教育、社交、出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机构,主要针对上层社会而创办,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平台,从而影响中国社会。尚贤堂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夫妇在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高第丕夫妇作为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自1852年受差会委派来华后,在华活动近50年,且大部分传教生涯都在山东度过。他们悉心传教,同时从事世俗商业活动与编书工作。后因与差会意见不合,遂而脱离,于1893年自创＂泰安福音会＂。他们在与地方社会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逐渐改变传教方针以适应时局,另方面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高氏夫妇的个案映射出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的复杂性,他们每每根据当地民众的反应而调整传教方略,从而使教会内部有＂异类杂音＂的存在。但归根结底,近代来华传教士开展活动仍本着＂中华归主＂的使命感,其所有活动最终仍旧为传教服务。     

跨文化视野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华活动析(1850─1916)

1850年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华62年。伴随着传教士入华和中西文化的相遇,丁韪良的传教活动也须应对中西文化间的冲突和融合问题。国内虽对丁韪良的活动有丰富的研究,但缺乏在跨文化视野下探讨其传教策略的转变。文章拟从跨文化视角,围绕文化冲突、融合的主线来阐释丁韪良不同时段的不同传教策略与相应活动,这对深入认识、理解和客观评价该时期传教士群体在华的活动以及其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基督教新教早期在华“医药传教”剖析

面对近代中国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森严的文化壁垒,以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在长期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步总结出一种以向当地居民提供义务性医疗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协助传教活动为最终目标的传教模式和理论,即"医药传教"。"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以及近代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狄考文在登州的传教活动及其科学传教观的形成

在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狄考文热衷于通过科学知识为基督教传播开拓道路。他一方面创办基督教学校传授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还建立科学制作所和博物馆向普通民众传播科学知识;狄氏的科学传教观意在利用近代科学清除愚昧迷信思想,为基督教传播扫除障碍;并且通过科学知识塑造新型人才以引领中国社会,最终推动基督教在华传播。狄氏的科学传教观的形成原因主要归因于他对中国社会的准确认识。     

医务传道方法与“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早期活动

1830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其传教活动中,根据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和中国民众对外来宗教的态度,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一种具有特色的传教方法,即“医务传道”方法。传教士试图通过为一般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来扩大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基础。1838年成立的“中国医务传道会”,是具体推行这种传教方法的机构。从1830到1850年间。在它的组织和支持下,一些传教医生在各通商口岸分别开办了医疗机构,医治病人数十万。“ 医务传道”活动使基督教新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为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本地化基督教文化推广策略——以英国传教士伯格理为个案

基督文化和儒家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近代新教传教士的传教之路会充满阻碍。文化相对论认为,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强调尊重异质文化,两种异质文化和谐相处。论文以文化相对论为理论基础,以伯格理的基督教本地化文化推广为个案,从影响新教本地化推广的因素、本地化文化推广的具体策略及这种本地化推广的意义等方面分析研究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策略,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认识,对现代跨文化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