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退隐士人的生计问题

晚明出现了大批以"隐"为状态的文化士人,他们或为诗词歌赋,或居山野泉林。然而在选择放弃科举和远离官场之后,隐士又不得不面临生存困境,他们或教书以续其志,或践耕以养其身,或以卖文鬻字、医卜算经等方式来维持生计,并就此展现出各种价值取向以求其治生之道。     

论魏晋士人人生境界的美学意蕴及其意义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生命的自我完善：士人闲暇教育意蕴及当代观照

闲暇是中国古代士人个体生命安顿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以士人闲暇作为研究对象,其内涵关涉时间、空间、自我的多维阐释及与教育的耦合关系澄清。交相耦合的闲暇与教育,构成了古代士人独特的闲暇教育形态,内在为致用、修德、审美和自在的四重境界：诗书礼乐以造士、沉思静悟的人格养成、自我与自然相融的审美范式、内向超越的自由境界,其间蕴涵着深厚的“生命自觉”的教育意蕴,彰显着生命的自我完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古代士人闲暇观照当代闲暇及教育,面对“育而无闲”“闲而无育”的闲暇教育境遇,通过对闲暇异化的扬弃和对生命整全的促进,以确保其间闲暇的生机和教育的生发,从而明晰其合理的价值趋向,造就走向生命的闲暇教育。     

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生存之道的适应性选择

就士人群体生存之道而言,不仅仅受其社会经历、知识结构、生存环境等影响,还基于传统道德原则、明清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环境等作出适应性选择。山东士人群体也在上述诸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其生存之道展现出多样性。有些士人坚守忠孝仁义之理念,不向权贵低头;有些士人则舍弃道德原则,选择寄生性的生活;还有些士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羁绊,崇尚自然,追求朴真,以隐逸来摆脱尘世的浊与俗。凡此诸种适应性选择,均是处于不同层次之士不同价值观念的体现。但是,仁义礼智信作为士人传统价值观,依然构成其生存之道的主流,并与其他非主流观念不断整合并完善。     

试谈《儒林外史》对士人心态的批判

《儒林外史》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心态,在深层次上对这一心态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这种心态产生的原因,并且用白描、情感的变化和尖锐的矛盾对比对士人心态给予了艺术性的呈现。对这一心态的批判,不仅促进了当时士人群体的觉醒,而且对当今知识分子也有深远的影响。     

牡丹和梅花：唐宋士人两种不同的选择

花卉是唐宋两代文人热衷吟咏的对象,但唐宋两代士人的风俗习尚、审美观念各不相同,因而同是咏花,其在题咏对象上却各异,唐人爱牡丹,宋人爱梅花;同是咏梅花、牡丹,而写作重点、文学意蕴也各异。有必要从社会原因、士人心态和传统影响等方面对此类现象作出阐释。     

士人对书院事业的推动及其动机探析

在书院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具体身份各异的士人是推动书院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主要方式包括创设书院及修复书院、为书院捐赠钱物、学田、书籍等。历代众多士人热心书院事业,所折射的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文化心态。具体而言,其动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士人的文化理想;(二)对现实的关切;(三)确立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     

范仲淹及其同时代士人的忧世思想分析

在北宋士大夫中,范仲淹有着深邃的忧国忧民思想情怀。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群体,诸如胡瑗、欧阳修、韩琦、李觏等人,同样也有着忧世理念。心忧天下是这一时期士大夫的主流思想,这与儒家道德的熏陶及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中古时期士人群体的迁移及其对文化交流的贡献——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评介

中国中古时代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是理解当时文化发展历程及其变革的重要环节。王永平新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主要通过对江淮地域士人流迁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人物的探讨,提升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丰富了学界的相关认识。     

论元代文人的科举情结

元代士人有着强烈的科举情结,他们把这种情结诉诸于笔端,于是在元代独特的文学样式——杂剧中出现了大量的科举描写,并因此形成了形成了文学史上的科举盛世。由此可见,研究元代士人科举情结产生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元杂剧。     

元曲中所展现的元代文人的心态

元代人由于政治上受压制，故多沉沦感和与统治的对立感。一变而为虚无冷漠、滑稽谑浪，并因之而产生两种生活态度；避世与玩世，前遁入山林，后步入市井。但元代人所崇尚的隐逸精神浪子风流只是表面现象，他们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     

试论元杂剧中书生形象的阴柔倾向

元杂剧中的书生形象大都存在着一种阴柔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其外在形体动作上的阴柔特征，更重要的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及其心理意识之中。他们的阴柔特征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女性们的真挚爱情和切身命运，也与他们本人敏感的自尊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以文人书生为代表的男性的弱化昭示了元代特殊的文人地位，也从反面证明了女性的觉醒、进步和解放。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等复古派，是从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转到文学艺术的层面的自悔；王世贞、谢榛、吴国伦等复古派后劲的自赎，有利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由格调转向性灵；袁中道、谭元春等晚明革新派的自悔，也有利于深化晚明文艺启蒙思想。显然，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从特定的层面展示了“真文人”的心态，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元代妓女散曲浅论

在《全元散曲》中,有关妓女的散曲约350首(套)。本文就散曲所写妓女的容貌、技艺、爱情、遭际和文人的关系以及妓女所创作的散曲展开论述,并试图找到这类散曲创作的社会原因。     

宋元时期书院的教化功能刍议

书院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在宋元时期,随着书院的不断发展,这一制度化的教育机构在保持其培养人才、传承文化的基本功能的同时,也通过御赐图书和院额、讲学活动和德行考核、学规的制定和祭祀活动等发挥着巨大的教化功能.     

《四库全书总目》元人别集提要与元代诗文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元人诗文别集提要是一部既丰富又珍贵的元诗批评文献,不仅代表了清代四库馆臣相当客观的元诗批评观点,更展示了他们很高的元诗批评眼光。他们对元代诗文特点的认识,对元代诗文价值的评判,对元代诗文风气发展演进的认识和描述,都有很高价值,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借鉴。     

元末明初松江文学综论

元末明初的松江文学是一种以地域为界而又极具文化个性的文学现象。此地的文人群体是由松江本籍文人和流寓至松江的外籍文人构成,他们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诗人感情的率直真实;诗学取向上的崇尚盛唐,内容上多为吟咏山水、写照社会、宴饮唱和。其发展与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而元明之际的松江文学对明代文学亦有着重要影响。     

袁桷与元代散文创作

元初文坛占据主流的是以北方文士姚燧为代表的汪洋恣肆、雄浑刚健的文风;元仁宗延祜之后,袁桷的散文地位上升,其平易自然、含蓄清丽的风格成为主流。这种风格为南方文士虞集、欧阳玄等人继承并有所发扬,在元代散文中影响深广。     

从元杂剧中看元代妓女形象

元代,基于种种原因,文人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沦落至社会底层。他们开始用与以往文人全然不同的体会和目光来描写身边的人与事。与他们同在社会底层的妓女因与他们接触频繁,更是成为他们主要的描写对象出现在元杂剧中。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元代文人不再以赏玩的态度来描写他们,而是以平等的目光,体恤的态度来描写与她们的交往过程,将她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元代以前不曾有的鲜活美丽、真实动人的妓女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