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与赋家的关系看汉赋的流变

由于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与对赋家的擢拔,文学家纷纷麋集在汉武帝周围,赋家的身份都有了很大变化,赋家们有的为润色鸿业的言语侍从,有的被武帝视为诙谐类俳倡,还有的赋家悲叹士不遇。更由于武帝的个人好恶,汉初赋中弥漫的战国纵横余习、屈宋赋中的哀怨情绪,此后渐渐淡化;润色鸿业、体物写志的汉大赋流行,赋风、赋旨及赋体都有了变化。     

《全汉赋·陈琳赋》勘误

建安作家陈琳的赋被收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汉赋》,为研究陈琳及其作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在研读过程中,我陆续发现其中有较多的误、漏之处,参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作勘误整理,以向方家讨教。     

汉赋用礼考辨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汉代赋作常有礼仪方面内容。由汉赋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可知汉赋用礼共有二十四种,包括校猎之礼、衣裳会盟之礼、诸侯之礼、封禅之礼、燕礼、朝贺之礼、祭祖之礼、祀天之礼、瘗地之礼、朝觐之礼、宗庙之制、吊问之礼、巡狩之礼、祓禊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大射礼、大飨礼、大傩之礼、藉田之礼、贽见礼、养老礼、大赦之礼、婚礼、饮至策勋之礼等。汉赋用礼有四种倾向：分布特点上,汉赋用礼频度高,范围广,名篇多,以大赋为主;作用对象上,汉赋所用礼仪大都以天子为主导对象;种属特征上,汉赋用礼以吉礼、军礼、嘉礼为主,凶礼、宾礼则少有涉及;时代兴变上,汉赋用礼以继承或损益周礼为主,以新立礼仪为辅。     

汉代七体赋的欲望世界与游戏心态

对包含《七发》在内的汉代七体赋,我们从不断模拟翻写的文学事实出发,讨论其创作动机和由此彰显出来的汉人欲望世界和游戏心态。他们把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现实追求推衍到极致,对美食、美色和宫室娱乐作了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描绘。而七事内容的随意安排和被劝主人的被动处理,又可见汉人的游戏为文心理,以及对世俗享受的沉溺、向往和与不同时期的现政权所发生的离合态势。     

论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西汉政府便开始以辞赋取士,但大规模以辞赋取士现象却出现于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灵帝时期以书画、辞赋等大规模取士的鸿都门学,是非定期性的,亦是无遴选性的,故鸿都门学以辞赋取士是非制度性的。但对后期科举以赋取士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视为后代诗赋取士制度的滥觞。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是一个由刺激创作消费到阻碍创作消费的过程。     

李白对汉赋的学习及其赋学观

李白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发展的顶峰。除了诗歌以外,李白的赋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并深深地打上了唐代文化的烙印。但是由于李白卓越的诗歌艺术成就,似乎掩盖了他其他文学创作的光芒,学者们往往将目光集中到他的生平与诗歌的研究上,而忽视了其辞赋创作。李白青少年时期对汉赋的学习及逐渐形成的赋学观,使其辞赋创作在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及其所表达的文化精神方面展示出独特的一面,在唐代赋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祝尧<古赋辨体>的汉赋观

祝尧《古赋辨体》对于汉赋的认识，包括赋之体及渊源论、汉赋价值论、汉赋艺术结构论、汉赋作家作品论凡四个方面。这些观点都贯穿于该书的汉赋序论和赋作解题之中，论述时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呼应，观点鲜明而又论证细密，纵横开阔，声情并茂，极富思辩色彩与逻辑力量。《古赋辨体》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已从长期的低落萎靡走向了复兴的阶段。     

评《全汉赋校注》所录《长门赋》“历代赋评”

本文以为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三位先生编著的《全汉赋校注》“历代赋论”所录历代对汉赋的评论存在不足之处。笔者不揣浅陋,对该书所录对《长门赋》评论的不足之处试说之,以向方家请教。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汉赋批评论

汉赋作为两汉文学的主潮,它的兴盛引起汉赋批评的随流演化和发展。汉人迷恋赋的创作.同时拉开汉賦批评的序幕.给后人提供了批评模式和理论框架。尽管汉赋的生成是有限的,然而业已生成的汉赋成为生命不会泯灭的审美对象,形成源源不绝的汉赋批评之流。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

以赋论赋是一种独特的赋论形式,肇端于白居易《赋赋》,罕见于宋元明,直到清代才蔚为壮观。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清代“赋体观”的突破,推尊赋体,不以骈、律为鄙,自觉将赋体的“铺陈”用为赋论阐述。外在推力在于试赋政策,而文人争胜之心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考察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论赋赋”在形式和理论两方面都有重要的开拓价值,彰显了清代赋论的独有特色,其在于极致铺陈、寓虚于实、融古入律及颂扬当朝。而在以赋论赋的背后,则是清代赋论研究的一个侧面,从而窥探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     

汉赋概说

本文第一部分谈赋的由来,指出刘勰“赋自《诗》出”理解的偏颇,著重阐述荀子、宋玉在赋这一文体创建中的作用,由此说明赋作为文体的若干特征。第二部分谈辞与赋的区别,两年时期,辞赋混称,以辅称辞,但从刘向编辑的《楚辞》所收作品来看,其区别的标准是分明的,二者各有其独特发展的轨迹。第三部分论述汉赋的体制及其流变,着重指出汉赋虽以汉大赋为主流,但两汉时期,抒情言志的骚体赋,散文赋亦与汉大赋同步发展,因此我们在论述汉赋的发展历史时,应注意这两方面的情况,不可顾此失彼.     

汉赋概说

本文第一部分谈赋的由来,指出刘勰“赋自《诗》出”理解的偏颇,著重阐述荀子、宋玉在赋这一文体创建中的作用,由此说明赋作为文体的若干特征。第二部分谈辞与赋的区别,两汉时期,辞赋混称,以辅称辞,但从刘向编辑的《楚辞》所收作品来看,其区别的标准是分明的,二者各有其独特发展的轨迹。第三部分论述汉赋的体制及其流变,着重指出汉赋虽以汉大赋为主流,但两汉时期,抒情方志的骚体赋,散文赋亦与汉大赋同步发展,因此我们在论述汉赋的发展历史时,应注意这两方面的情况,不可顾此失彼。     

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

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     

试论赋之范围与汉斌“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

“辞赋”即赋．《楚辞》之“辞”非文体名;“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与赋平列;用赋的手法所写之论,通于赋而非赋。故《全汉赋》当收汉人之“骚”,而不应录《非有先生论》。汉人为赋少有序者,所谓“序”,多为后人缀史辞为之。《全汉赋》仍其旧而不加说明,略欠辨正之功。     

论张衡拟赋与汉赋递变的路径

张衡以模拟大赋初登文坛,且一生不避模拟,最终却以独创性的抒情小赋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考察他的系列拟赋,我们可以发现,张衡创作在由模拟而创新的过程中,经历了由传统大赋到言志大赋到抒情小赋三阶段的艺术递变。这实际也提示了汉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转变的路径。     

关于赋体文学起源问题的思考

“赋”字源于社会劳动生活的实际需要,赋体亦是为了满足“赋政”这种社会政治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形式。赋政促使了赋体的萌芽、形成与繁兴。赋字、赋政、赋体所具有的朝政实用性、铺陈体物性、宏观包容性则为后世文人从其身上发展和衍生出各种赋的类型提供了可能。     

赋体叙事研究述评

赋是中国文学独有的文学样式,赋体叙事研究随着赋体文学研究的复兴而逐渐发展,也是赋体研究逐步深入的重要表现。综合学术界相关成果,可以看到赋体叙事研究在其文学体式影响、汉赋、唐赋及俗赋等若干点上有了初步成绩。以赋的文学成就来比照,汉赋叙事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尤其显得不足。     

比体和赋体：象征性诗歌意象研究

象征性诗歌以意象暗示呈现象征意义.其意象的构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意象间的比喻关系构成,即比体象征意象;一种是以意象的连续铺展、延伸构成,即赋体象征意象.这两种意象有诸多不同,弄清它们的构成方式及其特点,将有助于诗歌创作和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