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陈寅恪对“三纲五常”的解读——兼论贺麟对“三纲”真义的发挥CSSCI

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可以从权力的角度解读为君权、父权、夫权,既可以从利上讲,也可以从义上讲,这就是《白虎通》既讲“三纲”又讲“三纲”以“五常”为心性基础之意。蔡元培从权责上解读“三纲”,讲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各有不同的权责,陈寅恪把“三纲”抽象理想地解读为君臣、父子、夫妇应当履行各自的权责与义务,都是从义上讲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他们的解读,实际上是对《白虎通》“三纲”的进一步发挥,是贺麟所谓“三纲”的“真义”。     

从白虎观会议和《白虎通》看儒学的反动本质

公元七十九年(东汉章帝建初四年),一群反动儒生麕集于洛阳白虎观地方,“讲论五经同异”,汉章帝“亲临称制”,“连月乃罢”(《后汉书·儒林传》),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在这次清一色的儒家黑会上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撰集成书,这就是所谓的《白虎通》(又名《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的编     

白虎观会议次数及成果考

学术界对白虎观会议的次数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会议成果亦有《白虎通》《白虎通德论》《白虎议奏》《白虎通义》诸多歧名。从传世史料及各家主要论断出发,详溯历代文献引证情况,不难发现白虎观会议成果本名为《白虎通》,《白虎通义》实为后世衍字所误书名,《白虎通德论》《白虎议奏》另有所指,会议次数仅有一次。     

《白虎通义》成书及其性质考论

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及由此而结集的《白虎通义》,在中国经学史、政治思想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学术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其成书过程、撰著者存在不少争议,而《白虎通义》的传本,历来希见。对于《白虎通义》思想性质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三个观点:封建法典;宗教神学;礼典。《白虎通义》作为封建法典的性质是侧重于规定其政治意义,作为宗教神学的性质是侧重于规定其理论渊源,而作为礼典的性质是侧重于剖判其内容体系。《白虎通义》作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宪章性文献,其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

本文以史料为佐证,对白虎观会议、《白虎议奏》及《白虎通义》之关系加以考证。认为白虎观会议是东汉时的儒家经学诸子组织召开的经学研讨会,《白虎议奏》是这次会议争论内容的整理编撰之集,《白虎通义》实质乃《白虎议奏》别称。     

《论语》义利观的梳理阐释

《论语》义利观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价值选择。《论语》之“义”对国家、社会、个人品性提出了明确要求,而“利”具有“富国”“利益”“名利”等含义。在“义”“利”冲突中,《论语》主张“利融于义”,不能片面地追逐义利;“义”优于“利”,舍“利”而取“义”。通过梳理全文,解读《论语》一书“义”“利”内涵及“义利之辨”,有利于归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能够为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价值冲突与价值选择提供参考与借鉴。     

《白虎通义》“援谶证经”研究

东汉白虎观会议试图"为汉制法",重振今文经学地位。《白虎通义》作为其成果,将以天人感应学说为特色的今文经学与谶纬思想相结合,纬书的内容广被征引,有着鲜明的"援谶证经"特点,如纬书《含文嘉》将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论证三纲五纪的思想,发展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白虎通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为"三纲六纪"。《白虎通义》还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开拓了新的价值场域,如将宇宙生成论、符瑞说和天谴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白虎通义》引《诗》、说《诗》考

《白虎通义》作为白虎观会议时众多经学大师讲论异同,由汉章帝亲自定决,班固最后编辑的一本经学著作,其中的引《诗》、说《诗》反映了在汉朝长期并立的四家诗的内容,而并非是一家之言;从《白虎通义》中的引《诗》、说《诗》与白虎会议与会者的关系来看,《白虎通义》中的《诗》学思想反映了当时与会各家的学说,是汉章帝对四家诗说的一种折衷与汇合。班固作为与会者和最后编纂者,也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渗透在其中,但并不能代表《白虎通义》中全部的《诗》学思想。     

从《春秋繁露》三统论到《白虎通》三皇说

《春秋繁露》构建“三王三统”,论证以《春秋》当新王、立新统。《白虎通》是经师第一次正式承认并讨论“三皇”问题,并且以伏羲“始定人伦”为中心重述“新三皇”,提出以“人统”为首的“新三统”,构建了与董仲舒“三王三统”相对立的“三皇三统”。《春秋繁露》“三王三统”本为朝向后世的天命循环,通向素王改制;《白虎通》“三皇三统”是通往前世的历史循环,三统不再期许新王,而成为旧王更迭的文明周期。三统论是一种天命观,三纲说是一种伦理学。《白虎通》以“三皇”破除“三统”的革命性,又以“人伦”树立起了政治的稳定性。     

古代的“五礼”

中国古代的礼很有特色,古代宫廷的礼最能代表我国古代的礼仪组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礼,也大多是从宫廷的礼仪中研究出来的。礼的起源有各种说法,《礼记》称它为“体”,意即没有礼便不会成其人;《左传》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白虎通义》则认为“乐以象天,礼以法地”;而《周子通书·礼乐篇》更认为“礼,理也”。不     

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与汉末流弊

两汉近四百年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是汉末诸多流弊产生的根源。比如因为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而造成的法制松驰的现象;因能否在社会上拥有儒家教诲的孝、廉、敦厚等名声,决定了能否进入仕途而造成的求名之风兴盛的现象;因社会对道德的高标一格而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现象;在政治思想领域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抹煞、对学术思想的理解片面,死板等因素而造成的政治思想的僵化、教条等现象等。上述由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社会流弊,正是汉末魏晋时期政治思想嬗变的源头。     

浅谈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

介绍了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开始到终结经历的三个阶段：清初，汉学与宋学的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道成以降，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汉宋之争趋于汉宋兼采。汉宋兼采虽为传统儒学注入新的活力，但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传统儒学因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而出现异端，汉宋之争随之结束。     

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汉晋时期的“引经决狱”制度

＂引经决狱＂司法制度起始于汉代。从汉直到隋唐,＂引经决狱＂一直是古代法官审判案件的指导思想。＂引经决狱＂以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依据,其核心内容是＂原心论罪＂。＂引经决狱＂体现的司法理念和法律原则对现代社会的法律运行现状和司法改革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东汉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原因

从绿林、赤眉起义,到黄巾起义,东汉王朝经历了从＂中兴＂到腐朽的过程,随着社会危机日益加重,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批判思潮,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对东汉政权的建设和稳固提出了理性的反思。本文试图从世家大族、边患、外戚宦官专权、经学衰败这四个方面探讨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原因。     

从畋猎、祭祀到都市生活——汉代散体大赋题材演变论

汉代散体大赋的题材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汉代开国后的盛世景象造就了整个社会的昂扬意气和外向心态,畋猎和祭祀作为大汉气象的最佳代言首先成为了西汉中期至后期大赋的主要题材.而随着西汉末年的国势衰落.时代精神由高扬趋向低抑,社会心态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文人的视线也从天子的征服活动移入都市的繁华和宫殿的奢美之中,京都和宫殿题材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散体大赋愈来愈小而化之,出现了向抒情小赋靠拢的趋势.     

汉法自然精神探析

法自然是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其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对其进行了阐述。西汉时期,董仲舒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法自然加以综合论证,最终使其由学术理论走向了法律实践。在汉代法自然主要表现为司法上的“秋冬行刑”司法时令说、则“天”理狱及“灾异赦宥”制度等。法自然自汉代形成之后,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法律圭臬而加以继承,一直延用到清末法律现代化之前。     

司马迁饮食文化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地位

司马迁饮食文化思想的形成与西汉时期＂道＂与＂礼＂相结合的社会背景及其士大夫出身的个人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是西汉时期的饮食文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司马迁的饮食文化思想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党锢之祸":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读《后汉书·党锢列传》有感

东汉末年,宦官政治空前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批有良知的士大夫则与宦官集团作了坚决斗争,而宦官集团对士大夫阶层进行了残酷镇压。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得到人民支持的士大夫阶层是正义的,在力量对比上也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政治经验缺乏、斗争策略错误以及思想观念陈腐,最终导致斗争的失败,使“党锢之祸”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由“议礼派”思想看明中叶儒学经世思潮的复兴

明中叶是重要的历史转型期,在思想上主要体现为程朱理学的衰落及各种思潮的产生。在此背景下,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重新受到重视,并在部分士人的推动下形成一时潮流。嘉靖初年活跃于政坛的"议礼派"官员,正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代表。他们提倡"黜虚崇实"与"体用结合",重视思想上的诚敬与行动上的笃行相结合,并以复古作为其学术上务实、政治上革新的有效途径,同时抨击宋明理学"灭人欲"的道德观,主张义利并重,这些内容都与明中后期经世思想的主体相吻合,从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晚明的经世思潮不仅是批判理学和王学的思想武器,更引发了整个社会重视实学实用的经世风潮,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