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改革的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混合型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立法者所期待的积极作用,但其在实施和运行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文章从理论和现实出发,结合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和我国行政法发展的传统与政治哲学理念阐述了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交还给行政机关的观点。     

平衡论解构

"平衡论"只不过是管理论和控权论的调和论。如果说传统行政法的管理论和控权论存在价值选择方面的冲突的话,现代行政法的管理论和控权论已经实现统一,即控权是目的、授权是手段,控权与授权是统一的,区别只是控权力度和授权程度。"平衡论"讨论的是宪法问题而不是行政法问题,是价值选择(价值取向)问题而不是研究视角的问题。就价值选择而言,要么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要么控制相对方的权利,平衡是不存在的。至于行政机关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的关系,由于具体的行政权力没有与之对应的相对方权利,也不存在平衡问题;行政机关的权力作为广义权利的特殊表现形式,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与相对方的权利不存在平衡问题。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法律归位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实践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因此．行政强制执行权应有其独立的法律归位,应赋予行政主体独立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这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内涵所决定。这样,有利于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有利于行政主体拥有独立、完整的行政权,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平等地对待行政主体、平等地保护公共权利,同时,还需建立和完善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套机制、行政救济制度。     

整治违法建筑呼唤建立行政主导型的强制执行模式

根据现行行政法规,我国行政强制模式是司法主导型的,这种模式虽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这种模式在违法建筑行政执法中所暴露出的先天缺陷也已日益显现出来,集中体现在效率低下,执行疲软及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违法行为示范效应,司法与行政角色严重错位,行政权威与司法权威冲突等方面.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因而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进行改革已经在所难免.为了避免改革的盲目性,首先必须深入探究影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相关因素,进而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作出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一般来说,下列三个因素值得优先考虑:第一,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目的.第二,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第三,国家行政法发展的传统.鉴于此,要最终解决违法建筑问题,必须将行政强制执法回归行政机关,建立行政主导型的强制执行模式,由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行政强制执法权.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重构方向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制度。理论和实践表明：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存在着种种不足，其大量问题亟待解决。本试图探讨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主，司法执行为例外。     

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设定

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精神内核,是行政强制法必须加以规范和明确的首要问题.基于行政强制执行权自身的特点和行政管理活动的现实要求,我国未来的行政强制法应当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设定主体、行政强制执行权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分配、行政强制执行权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授权方法等问题做出明确、合理的规定。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的模式与基本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权由执行裁断权、执行决定权和执行实施权三个下位阶的权力组成,同时,考虑到现代分权理论和行政管理对公正与效率的追求,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在协调人权保障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关系中重新进行分配:即一般情况下,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全部权能;对公民、组织影响较大的强制执行,由人民法院对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等内容进行审查,具体实施则由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负责。     

对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讨论的评价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和思想的前提。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出现了各种主张和观点 :平衡率 ;控权论 ;管理论 ;服务论 ;公共权力论 ;保权控权双重说。在探讨行政法理论基础之前 ,有必要区分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需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各国行政法是否具备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功能和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差异何在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否一定先于行政法制的实践。建构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必要和步骤 :对该问题的探讨是我国行政法治深入的表现 ;开展对我国行政法律关系的深入思考 ,密切关注我国的社会现实 ;加强对各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论

文章分析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现状和弊端，提出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统一来行使；设定科学合理的执行程序，再加上司法机关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监督，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减轻法院负担，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有序实现。     

论行政法控权理念的宪政基础

传统控权理论的核心可归结为：行政法是保障个人自由、控制行政机关权力的法律。本文试图初步厘清行政法控权理念的宪政渊源和基础,以期彰显控权理念在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行政执法中违法违纪问题产生原因探析

高效、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但现实中,由于行政执法环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对国家和相对人利益造成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按行为学的基本理论（B=f（PE））,行政执法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主要归结为执法主体认知偏差、能力缺陷和行政执法内、外环境的欠缺四个方面。     

我国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初探

我国现有民事执行救济体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大陆法系有关执行救济措施理论对我国构建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具有借鉴作用。我国构建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意义重大,并具有现实可行性：观念上的可接受性、制度上的可参照性和成本上的廉价性。在此基础上,拟提出构建我国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的几点具体建议。     

浅议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试图从实务角度分析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汉代执行制度考论

汉代的刑罚不同,执行的方式也就不同。在笞刑的执行方面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有较为严格的执行程序。在执行没收罪人财产以及将其妻子收至官府做徭役方面有法定的执行机关或执行人员按照法定的执行程序进行。为确保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汉代还规定了劳役抵债和替代执行制度。     

行政执法协商的滥用及其防范

行政执法协商作为一种柔性的执法方式,有效地弥补了强制性执法的不足,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积极影响的同时,存在着协商交易、假意协商、违法协商等滥用的风险。目前,行政执法协商这一新型执法方式还处在一个摸索前进的阶段。因而,只有进一步从执法裁量权、协商执法程序、执法人员素质、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才能使执法协商真正发挥出营造和谐执法秩序的目标。     

从执行权性质谈我国执行体制重构 ——兼论"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执行难”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其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影响到司法权威的树立。文章拟从执行权性质入手,就我国执行机构的改造提出一些建议,以期能有效解决当前执行工作所面临的困境。     

环境执法工作中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后,环境问题触目惊心,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更为突出。环境执法作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实施的重要环节,对于保障环境安全、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当前由于地方行政干预环境执法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我国环境执法面临困难局面。应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提出完善环境执法的一系列建议。     

新商标法执法有效性的法律分析

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商标法进行了全面修改。新商标法强化了执法措施，其主要内容已与《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相一致。它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专用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合作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人民警察刑事执法的人性化

人民警察刑事执法的人性化问题是我国现代法制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确保民众合法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的一个关键。因此,探讨人民警察人性化执法的内涵,了解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民警察在刑事执法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在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     

试论公安执法中的人权保护

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面临的重要课题和任务。只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关心人,依靠人,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作为最高价值取向,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切实保障人权作为最高工作目标,才能实现公安执法与人权保护的高度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