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儒必有用——读《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指导性著作,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必须以方法论转变为导向,要从原来注重儒学之“体”的形而上学方法转到注重儒学之“用”的现实主义方法上来,今日的儒学研究只有从“用”上入手,才能既回归儒学传统,又能从传统儒学中发掘出于现代人有用的精神资源     

近现代日本韩国的文化转型与儒学遭遇—以东西文化互动为背景看东亚模式

儒学在日本近代经历了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批判、西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中期执政者关于文教方针和治国方略的选择，最后被确立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并被保存下来，表现了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适应性。它与天皇绝对主义政权结合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悲剧。二战后，儒学传统也中断了，但这种中断只是中断了它与带有封建专制特色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策的联系。战后东亚的奇迹，日本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衔接方式上，韩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韩国儒学在一定时期是在政府扶植保护之下，作为官方的、与佛教相抗衡的正统意识形态被引进的。韩国儒学在经历历史性的中断后，能否获得劫后新生，在于如何重新开发和利用。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儒学精神缺失与当代学人人文素质重构

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儒学精神文化长期非理性缺失,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危机。要弘扬传统文化,重构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人文素质体系,必须复兴儒学,恢复儒学教育传统;回归原典,提倡通读儒学原典;经世致用,弘扬儒学精神实质。     

儒学实践理论概念考察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王通“道在五常”的思想简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习惯于以佛教标示隋唐思想，而以为其间儒学沉寂，尤以隋代为甚。其实，隋代儒学仍然在国家统一之后，重新收拾整顿，王通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他提出道在五常，倡扬儒学的道统，主张三教可一，上接原典儒学，下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新儒学教育

日本传统儒学在明治维新初期的国民道德教育体系中被排斥,但经过改造后的新儒学教育在明治维新中期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得以复兴,特别是颁布实施《教育敕语》后,新儒学教育重新确立了在各级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学校道德教育的核心原则和内容。     

论儒学中的现代管理意识

儒学以“天人合一”的管理目标为中心，制定若干管理原则及行为准则，严格控制管理程序及方法步骤，形成独具特色的管理方法论。在以科学、技术、管理构成现代文明发展主流的今天，继承与弘扬儒家学说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儒学中的管理思想蕴涵有深刻的超前或现代意识，有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重新建构，有益于丰富和完善现代科学化的管理理论。     

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剖析

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及其元典儒学、董仲舒儒学和宋明儒学在发展流变中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剖析,阐明儒家伦理实际是一个多元的理论结构、儒家伦理从未被“用世”至被“用世”,其结构中五个层面在性质、功能与作用等方面在动态中发生变化,儒家伦理的理论形态逐渐完备,元典儒学的真精神却被扭曲、变异,导致精华与糟粕有机地揉合在一起。洞悉它的理论结构便于辨明儒家伦理的精华与糟粕,进而可以为儒家伦理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定位确立某一方面的理论依据。     

论徽州文化的儒学特质——兼论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南宋以降，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儒学是徽州文化的实质，徽州文化是儒学的实践表现形态，二者的关系是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地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生动体现；而中华文化又影响和指导着地域文化，二者呈现出互动式发展。     

苯和溴取代反应实验的改进

中学课本中介绍苯的取代反应性质时是以苯和溴反应为例进行实验的．若按课本上的装置和操作，将苯和溴混和好后，再加入催化剂——铁粉，烧瓶内液体急剧沸腾，大量的溴蒸气和溴化氢气体充满烧瓶上面的空间，并通过长导管进入锥形瓶，进一步弥漫到空气中，产生呛人的白雾和窒息的恶臭，造成严重的污染，锥形瓶中的蒸馏水也会因溶有溴呈棕黄色，这时再用AgNO3溶液来检验蒸馏水中的溴离子缺乏说服力．另外，实验结束后，把烧瓶内生成物倒入水中，生成的溴苯因溶有溴而呈褐色，尽管在教学中强调是因为溶有溴而发生了颜色变化。     

浅议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的缺陷与启示

德沃金根据抽象的平等权理论对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作了新的阐发,提出了资源平等论,这一理论构想包括拍卖模式和虚拟保险市场两个部分,分别解决初始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平等问题。试就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缺陷进行分析,并就其对我国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提出一点思考。     

以列维纳斯爱的伦理观解读《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

《奥赛罗》以嫉妒、盲目、报复为主题展现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与无助。列维纳斯的伦理观把爱作为伦理的基础,强调他者的不可知性和他异性是自我对他者回应和负责的根本原因。只有忘我的以他者为中心、对他者敞开心扉才能让爱的伦理关系存在并延续。借助列维纳斯的爱的伦理观阐释《奥赛罗》三位主要人物对爱的不同处理方式,可以揭示出导致人物之间伦理关系破灭和导致的爱消失的原因,再现莎士比亚这位文学巨匠的超前历史眼光与社会责任感。     

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实效的探索

在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但是,"纲要"课程开设之后的教学现状却并未令人满意。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增强"纲要"课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活跃课堂气氛,进行开放式教学,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挖掘历史资源,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以提高教学实效为目的的探索。     

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实效的探索

在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但是,“纲要”课程开设之后的教学现状却并未令人满意。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增强“纲要”课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活跃课堂气氛,进行开放式教学,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挖掘历史资源,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以提高教学实效为目的的探索。     

大学校园“边缘区现象”引发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校园和城市之间逐渐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区域,即所谓的大学校园“边缘区”。以系统分析法对由边缘区地段的特殊性引发的“边缘区现象”的成因,特点及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的思考．     

完善航空公司安全管理职能的若干构想

传统的航空公司安全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不利于构建安全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完善组织机构、理顺关系,统筹兼顾地抓好风险管理,强化激励机制,完善安全保证手段,可以充分发挥安全管理部门的各项职能,有力地推进航空公司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     

人-自观念演进的否定之否定

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与不同文明时期相适应的人-自观念。从"天人合一"到"人定胜天"再到"和谐共生",这是人-自观念演进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合理的因素,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     

2001年全国高考数学选择题的多种解法

选择题是标准化试题的主要题型,在高考数学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高.考生能否迅速、准确、简捷地解好选择题,成为高考成败的关键.如何提高解题速度,确保做题质量,这就要求考生有合适的解题方法和技巧.下面就2001年高考选择题的多种解法进行分析.     

加州大学的治理变革及启示

从控制走向协调,以治理代替管理,既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也是美国公立大学一直努力的方向,而加州大学则是将这种努力践行得较为彻底的一个成功典范.这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加州大学一方面通过与政府签订协约、引入市场机制、寻求校外群体的支持等形式来弱化政府的管制色彩,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董事会、学术委员会等治理机构的协调作用,为大学自治提供一系列的缓冲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