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砫土司统治与民族间信任和谐研究

石砫土司作为重庆民族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统治石砫土司地区800余年。其间,石砫土司正确地处理了与中央王朝、周边势力、辖地百姓的复杂关系,民族间形成了政治军事互信、经济文化互动、民族和谐相处的信任和谐局面。这种和谐民族关系局面的形成,为我们今天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与地区稳定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史实告诉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就要正确地处理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努力促成民族间的信任和谐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滇西抗战与潞江安抚司土司制度的延续

从明、清开始至民国政府潞江安抚司一直面临被废除的危险,滇西抗战的爆发,怒江天险的形成,使潞江安抚司得以在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幸存下来,并发展和延续。滇西抗战不仅是中国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滇西各民族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仇池政权民族关系考述

两晋时期,中国历史呈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西晋末期以后,北方中原及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前、后赵国,前、后秦国,五凉政权的区域王国,以及最后一统中原各势力的北魏王朝等诸少数民族政权.其间,仇池地方政权虽地处陇南一隅,但存在时间却是百年之久,并且与上述诸政权均发生了或战或和的民族交往关系.本文以仇池政权为考察中心,从仇池的角度探索其与它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力图反映出仇池国丰富的民族关系.     

当代中国民族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基本内容及其实现逻辑

当代中国民族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可以区分为现实目标、根本目标和功能目标：民族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完善民族地区政治权力结构、促进民族政治文化世俗化、提升民族地区自治机关能力、推动大众政治参与发展、推进基层政治一体化进程与提高政治整合度;而民族政治发展的实现逻辑则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构建“集分平衡”的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地区和谐政治文化体系、完善和扩大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参与渠道、培养一大批具有高政治素质的民族干部,等等。     

潞江安抚司通释

潞江安抚司是滇西延续最长的土司政权之一,土司制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但潞江安抚司的存在,对潞江坝乃至保山地区的发展,以及保持云南边疆领土的完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试从设置沿革、袭位世系、抗日土司、疆域政治、司署遗址和土司后裔等方面阐释潞江安抚司的历史文化。     

查腊:和谐共居的胜境——怒族社会中的多元宗教文化研究

云南省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自然村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怒族社区。在这里,多种宗教长期并存,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和睦共融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更是突出地展现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相尊相容性”。多种宗教长期并存构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形成查腊社区的多元宗教文化。多元的宗教文化改变了这一民族社区的信仰状况,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多元宗教文化与民族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探讨,总结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文化已经被整合、嵌入整个民族文化体系之中,并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中国历代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史若干问题的归纳总结

民族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即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形式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和。这种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的历史,历史上民族问题和     

大学管理行政制度的比较研究

大学管理在现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历史、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大学管理的不尽相同。对世界各国大学管理的比较,从宏观上看,主要是大学管理行政制度的比较。从国家与大学在管理上的关系来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并存制。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古代政治文化初探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特定民族、区域、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深刻影响着本民族、特定区域及国家人们的政治行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三地四市由于地缘相近、经济发展方式相似、文化相通的历史渊源,形成了同质性的区域政治文化。表现为整体主义国家观,子民臣属的政治心态及依附性政治人格,安土重迁、保守务实的政治心理及对权力崇拜与惧怕并存的二元政治行为模式。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北京政变发生;湘淮系等地方势力崛起;洋务派出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经济上:洋务运动兴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中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力量。外交上:清政府宣布"借师助剿";构建了近代外事机构与体制,设立了驻外使领馆,开展了走向世界的出访活动。这些变化对当时的晚清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碧血剑》内外看满汉间的族群互动

袁崇焕是明末清初之际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三百多年来，前贤学者有关他的传记和论著已经为数不少；金庸的《碧血剑》和《袁崇焕评传》，又给我们提供了武侠小说及其作者的审视视角；而为袁大将军守基的余家后人口耳相传的故事，则是民间流传文本，三种类型的文本对于这一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解释和表述方式有同有异，展示了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出满汉族群互动关系的复杂性。     

从女真首领王兀堂与明朝关系的转变看明朝民族政策失误

万历四年,王兀堂还是一个对明朝忠顺的女真首领,万历七———八年,王兀堂却因屡屡侵犯明边被李成梁出击捣巢。短短几年间,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的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族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间接原因是明朝在辽东地区民族实践中的重大失误造成,而根本原因则是明朝错误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     

东江中上游本地话方言系属的历史考察——以明代归善县为中心

明中叶以前,归善县等东江中上游地区的主体方言属于粤语。明中后期,随着客家移民浪潮到来,它经历了逐渐客语化的演变,这是由客家人逐渐成为当地主体族群决定的。但联系土著、客家矛盾冲突的历史背景,考察"本地话"这一明显带族群区分色彩的自称,可知本地话应是明代后期东江中上游土著在与客家移民互动中确立我群认同的产物。本地话的底层应为粤语,其客语特色是后来受影响的结果。     

清初江南分省研究之启示

清初江南分省,是清朝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大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一个研究的小高潮．出现了数种观点。回顾、总结这场讨论,给我们带来了学术启发,尤其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承明制”的理解。即：清朝不是简单地继承了明朝制度,而是有一个明制——清承明制——清制的转变过程。中央国家机关如此,地方行政制度更是如此。     

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至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认为,造成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边界地盘得不到尊重、现实政策背逆地方实际,而这些诱因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不采取改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不以治本代替治标、消极转变治苗态度等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家族村社一旦感到某些不适就燥动不安起来,从而导致危机事件无论从发生次数到动荡频率均历呈剧聚上升态势。而消弥危机事件主要途径,就是要设法弥补政策中的缺陷。     

明代营边方略与河湟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

河湟地区是既适宜农耕又适宜畜牧业生产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在河湟开发的历史过程中,明代是该地区城镇体系初步建立的关键时期。明朝总结汉唐以来历代经营河湟地区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政策,在实际推行中也颇有建树。有明一代的有效开发,奠定了迄今河湟地区城镇体系的大致分布格局。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人口迁徙及其影响

“湖广填四川”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跨越多个朝代。本文选取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事件,对其迁徙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并阐述其对迁入地的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     

在历史与传说之间——以何文渊传说为例

明代温州知府何文渊是一位能臣、清官,但在温州民间传说中却被丑化为一个心胸狭隘、凶狠毒辣的封建官吏。历史与传说之间呈现出一道扑朔迷离的鸿沟。通过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关系,运用族群认同以及历史记忆等相关理论,解读何文渊传说,探讨历史与传说的关系。研究表明:何文渊传说是明清以降温州人族群认同的形象表述,是温州民众对当地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思想互动,使中国文化具有历史与民俗传统交融的特质。     

明代云南民族教育及其借鉴意义

明代以后,云南的汉族人口逐渐超过了少数民族,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更为频繁。通观整个明朝时期,云南教育在以往基础上有了较大提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云南民族教育发展较快,取得显著成效。云南民族众多,明代民族教育对当今的云南仍有借鉴意义。     

云龙山地白族古村宝丰宗教文化调查研究

滇西山地白族古村宝丰,明崇祯二年至民国十八年为云龙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宝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明清时期,宝丰宗教较为繁荣,佛、儒、道和三崇本主相互交融的现象较为突出,至今宗教文化遗存较多。以宝丰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三崇本主信仰为切入点进行调查研究,探析宝丰宗教文化的历史源流、特点及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