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国共合作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诞生的两大政党,两党先后进行过两次合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叶剑英又直接参与了两次合作,并为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一生致力于两党合作,“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下,在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实现的。孙中山和一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党员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政纲,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革命武装。从而为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当时的叶剑…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关键环节。纵观西安事变的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是由很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的联共抗日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张学良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发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简论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张学良的私人朋友——端纳三进西安,甘愿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对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劝蒋接受八项政治主张。他穿梭飞行于西安、洛阳和南京之间,牵线搭桥,缓和局势,并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当时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重温西安事变前后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转变并从中进行反思,对于今天仍旧具有很深的切实意义。     

阎锡山在西安事变爆发与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地方实力派的作用不容忽视。山西地方实力派人物阎锡山作为事变的近邻,他的一系列活动,既催化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又有效地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试析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中的态度变化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最初就有捉蒋后放蒋的思想。他在事变“善后处理”中时而主战,时而主和,能始终把握既定方向,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军政措施,促使陕甘善后循政治途径解决,避免了新内战的爆发,最终成功地巩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成果。     

试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统战策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确立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密切团结张、杨所部,以局部停战促成全面停战,及时地将"反蒋抗日"调整为"逼蒋抗日",广泛地展开统战工作,尽可能争取和团结可能抗日的力量,表现了高超的策略艺术,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走向国内和平和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成为我党统战工作史册上的经典之作。     

刘鼎与西安事变

受党的委派，作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刘鼎，为促成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地方军阀出自不同的目的,纷纷表明了自己对事变的态度,成为影响事变发展的重要力量.阎锡山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地方军阀之一,对事变尤为关注,并欲借之以达到个人目的.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     

西安事变中的人民大众

西安事变中 ,全国人民对事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三类群众团体对西安事变存在截然不同的态度 ,他们各自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着重要作用     

爱国主义精神——西安事变中一面伟大的旗帜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70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几乎涉及各个方面,文章拟就事变中所表现出作为中华民族强大精神支柱的爱国主义精神略作论述。西安事变从发生至最终和平解决,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始终,而且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合力

发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在当时极其紧张和复杂的局势中,能顺利得以和平解决,是多种合力与诸多因素造成的.文章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得出了比较符合历史实情的科学答案.     

范长江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及意义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由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全国民众并不知情。范长江“冒险尝试”到达西安,与杨虎城、周恩来等人会面了解事变真相,并到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见面,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通过《大公报》把事变真相告诉了全国人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商团事变

商团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市民公开以武装形式反抗政府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对事变主张鲜明，目的主要是促进孙中山等“左转”，孤立打击国民党右派，促进工农运动发展，壮大其势力。共产党在事变过程中并非配角，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影响着事变的发展进程。对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应予以客观评价。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探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     

20世纪中期叶剑英的军事干部素质论

20世纪中叶,叶剑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之中,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提高军事干部综合素质的思想:开展军事训练,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兴办军事院校,加强司令部建设和军队革命化建设。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应对模式

面对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首先确定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机制,对内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统一了全党认识,对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更强的抗战力量;最后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西安斡旋,成功地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之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政治智慧。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密切合作阶段,杨虎城重用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保护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婚,并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第二阶段为若即若离阶段,由于中共“左”倾错误,拒绝杨虎城入党要求,在杨虎城军队中搞兵变,迫使杨虎城一方面与中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