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概述

敦煌写本概述（日）藤枝晃著徐庆全，李树清译荣新江校序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敦煌写本的研究有了重要的进展。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山本达郎教授和一雄教授在东洋文库的资助下，将斯坦因收集品全部用缩微胶片进行复制，这标志着敦煌学研究在日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敦煌写本人名与断代

数万卷的敦煌写本,保存有丰富的人名资源,利用这些人名在不同写本中的重复出现,可以对一些敦煌写本进行断代.本文以具体例证对这一方法的具体使用方式进行了探讨,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     

敦煌南北朝写本的书法艺术

汉末两晋到南北朝时代,是我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由于士大夫文人对书法艺术的热衷,其优秀的书法家如张芝、索靖、钟繇、二王等不同程度地引导了书法变革的新潮流。两晋以后,正书由隶变而为楷成为时代的大趋势,章草也渐变为今草,介于草书与真书之间的行书,也在士大夫文人书札的流行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现存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碑、帖及传世墨迹来看,真、行、草、隶、篆众体皆备,丰富多彩,灿若群星。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朝代更迭,战乱所祸,两晋以来的名家真迹大多湮没,仅靠临摹品和石刻拓本传世,其中真伪相杂,多难以确辨。近代以来,人们对钟、王等名家书法字帖产生了怀疑,争论较大。清中叶以后,碑学兴起,康有为等人更是大力倡导北     

蒙书与童蒙书——敦煌写本蒙书研究刍议

蒙书的定义应该再严格一些,要研究其性质以及与民间读物、通俗读物的异同。在作性质判断时,要考虑当时人将其视为什么性质的书(《书志》的分类也是一种参考)。而且,即使确定了蒙书范围,也要区别蒙书与童蒙书,要从作者的意见出发,将童蒙书与非童蒙书区别开来。换言之,要区别儿童读过的书(如《孝经》《论语》)与儿童读物(如《千字文》《蒙求》),前者未必是童蒙书。     

从敦煌出土写本看敦煌佛教研究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为依据，指出敦煌藏经洞佛教文献对中古佛教研究的意义；介绍了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现状，以及敦煌佛教文献对佛教研究的启示，特别论述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佛教的独立发展及其意义。同时还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敦煌文学写本辨正举隅

敦煌遗书内容丰富,门类众多,它的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已早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其中的文学写本。也同样具有自己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这些写本在历史上长别辗转传抄和今人的不同或不确理解等缘故,所以,无论写本,或出版的作品(包括引录的)中,又多有讹误之处,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辨正的。本文就敦煌文学写本辨正方面,略举数条,陈述管见,以期方家指正。     

敦煌写本碑铭赞释录勘补

敦煌写本碑铭赞文书历来是敦煌学研究所倚重的重要文献资料。文章以前人释本为基础,参核缩微胶片及相关文献材料,补正了部分字词的释录,疏解了一些未被各类语文辞书收录的词语,以供研究者参考。     

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

“每,虽也”《小雅·常棣》“每有良朋,况也永叹”,郑玄笺:“每有,虽也。良,善也。当急难之时,虽有善同门来兹对之长叹而已。”笺语“虽有善同门”即经文“每有良朋”的翻译,“虽有”与“每有”对应,则词训应为“每,虽也”,不应为“每有,虽也”。《皇皇者华》“每怀靡及”,毛传:“每,虽。”笺语必用《皇皇者华》传,可证“每有,虽也”训中必衍“有”字。然《尔雅·释训》亦有“每有,虽也”,前代经学家以笺用《尔雅》训,必不致误。故郝懿行认为“每”训为“虽”,“每有”连文也训为“虽”。郝说实误。阮元《校勘记》     

敦煌写本繁化俗字例析

俗字即不规范的字，与之相对的是“正字”，俗字与讹文有本质上的差别。讹文，即错字，它是指书写者因笔误或文化水平低而抄错写错的字。而俗字则是约定俗成的不规范字体。所以，讹文几乎没有规律可言，而俗字因其具有约定俗成性，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找出其内部规律。俗字在六朝碑刻中已多见。到了隋唐时代其数量更多了。在敦煌写本中，俗字现象尤为多见。俗字的归类方法亦有多种。一般地根据俗字和正字字形相比较，分为简化俗字和繁化俗字两大类。简化俗字，比之正字笔形简单化，笔画减少。如“嫂”简化作“　”、“攀”简化作“”、…     

敦煌写本白居易新乐府诗三首小议

通过对传世文本与敦煌写本白居易新乐府诗三首的比较,力图恢复白诗原貌,以求更好的了解有唐一代的语言和文学.     

武威市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本

武威市博物馆收藏有敦煌藏文写本《十万般若颂》3页及《愿文》一份,其中,藏文《愿文》首尾完整,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敦煌写本碑刻文书证误

敦煌写本碑刻文书是研究晚唐至宋初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资料。文章以前人释本为基础,参核缩微胶片及相关文献材料,就该类文书中部分尚存异议的字词予以补正,以供研究者参考。     

从敦煌写本看敦煌民众对俗赋的接受

敦煌俗赋与敦煌当地民众存在着密切关系。敦煌俗赋写本的题记可说明部分俗赋由学郎书写,与文本字迹不同的题记显示十世纪的敦煌存在传阅俗赋的事实。与敦煌俗赋抄写于同一写卷、字迹一致的蒙书等文献暗示部分俗赋具有与同抄文献相似的性质,是当地民众的通俗读物。见于写本余白的俗赋标题、俗赋残句等写卷杂写,又可表明敦煌民众存在阅读、背诵俗赋的行为。敦煌俗赋写本不仅是文学作品或"讲诵底本",它还是敦煌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读常诵的教材,是其文化接受活动的生动体现。     

敦煌写本整理应遵循的原则

敦煌写本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这里所要论列的只限于汉文写本,其他文种的写本有待于专家来谈。同时,这里所论列的虽然限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但也适用于吐鲁番出土的和历代传承的相近时期的写本。至于本文所说的“整理”,则包括辑、录、校、注、译等方面,后者目前所见主要是汉文对外文的翻译,而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成果不     

敦煌文献目连变文写本叙考

本文首次对目连变文的写卷原貌作一全面系统的考述。本文认为"目连变文"至少有十四种版本,五大系统。通过对十四种目连变文原卷写本的考述,本文认为斯2614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系列,创作于公元710年之前;北8719卷(水字08号)《目连救母变文》创作于公元939年;斯4564卷《目连经》创作不早于十世纪上半叶;北8444卷(成字96号)《目连救母变文》创作于十世纪下半叶;伯2193卷《目连缘起》创作介于公元949至987年之间。关于其抄写时间,本文认为,从公元710年至公元987年都不曾断绝。关于其抄写者,有净土寺寺学生薛安俊、显德寺寺学生杨愿,有净土寺僧人宝护、三界寺僧人道真,有尚书张议潮的参谋张大庆,他们抄写目连变文的目的是学习、发愿祈福或法会宣讲。关于目连变文的创作者前人还未曾探讨过,本文认为"目连变文"的创作者有唐人张保达,宋代僧人道真也可能创作过。他们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宣扬佛教的孝道、因果轮回报应和劝诫世人布施行善。     

敦煌回鹘文写本的概况

敦煌突厥回鹘文文书,是一批稀世珍宝,具有很高的史科文献价值。初步统计,这批写本中有二卷是用摩尼教文字写成的,有二——三卷是用藏文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写本,有四卷是用如尼文字写成的,至少有三十九卷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其内容包括经文、笔记、诗歌、公私文书、帐单和格言集等。     

敦煌写本曲子辞抄写年代三考

抄有《云谣集》的斯1441、伯2838以及保存了大量曲子辞的2607、伯3128是最重要的三种敦煌曲子辞文献,这三种曲子辞文献的抄写年代问题尚未最终解决。通过伯2838斋文中的“令公”一词结合斯1441中的相关信息,可以推知《云谣集》抄写于928年至935年间或稍晚。通过对斯2607两面文书正背面关系的考查,再结合该卷点检历中相关僧人的生平,可确定斯2607之曲子辞抄写于十世纪中叶左右。通过伯3128中三首《望江南》与伯4889定千诗相互关系的考查,可得知伯3128之曲子辞的抄写年代上限为944年。     

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简析

《五脏论》,是我国古代以脏象为主要内容的一类医书.隋唐《经籍志》,录有书目:《宋史·艺文志》里.首次录有题名张仲景的《五脏论》一卷,另有托名神农、黄帝、耆婆等的多种《五脏论》,惜均已散佚.敦煌遗书S.5614的第7至10页为张仲景《五脏论》残卷(以下简称"残卷").笔者据缩微胶卷初步简析如下.残卷墨笔抄写,共83行,约1440余字.右下角残缺,余尚清晰可辨.卷首题"《五脏论》一卷,张仲景撰".正文不分段,全文均用"、"号标点.残卷为隋唐时所作,托名张仲景以自重.根据:1、文中"耆婆童子"及"四大五常,假合成身"的记述,是古印度医学传入我国的内容,也见于唐代的《千金方》、《外台秘要要》等书.耆婆是外来语译音,耆婆童子相传是印度名医,《外台秘要》卷三十一引《千     

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

本对敦煌石窟发现的赋体作品的写卷情况、作、作品的创作时代和抄写时代等进行了考辨。     

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本学,又称为手稿学的界定及其对敦煌写本研究之重大意义为论点,充分论证了敦煌写本中出现的俗字与写本时代之间的关系,与写本真伪的关系以及敦煌写本俗字可供探究写本性质与来源的重要参考价值,以为写本学的建立,意义深远,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的重要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