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

利用《教案教务档》、《清末教案》等清宫档案资料及其他第一手材料,结合西人著作,对圣母圣心会从1874年到1914年间在陕西三边地区的传教活动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展现了圣母圣心会在陕西三边传教的概貌。     

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甘肃传教述论(1878—1922)

介绍了圣母圣心会在甘肃传教的三个时期：韩默理主教时期、陶福音主教时期、费达德主教时期，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梳理了该会清末民初在甘肃40余年的传教活动。     

遣使会与塞外三个传教中心的形成

遣使会是入华传教的天主教四大修会之一。它上承耶稣会,下启圣母圣心会,向蒙古人开教,开创了蒙古地区三个传教中心西湾子、小东沟、苦力图,为后来蒙古三大教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开办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例

1865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开办了从育婴堂、幼儿园、初小、高小、初中直到高中等各级各类学校。从学校性质划分,又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和女子教育等。教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开创了内蒙古地区近代教育的先河,使得自古无学校的内蒙古地区有了自己的教育场所,改变了内蒙古地区教育上的落后状况,客观上有利于提高该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     

近代英国圣公会在浙江的传教活动

英国圣公会于鸦片战争后派遣传教士来浙江传教,此后浙江便成为英国圣公会在华传教的发轫地区。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浙江开展布道、学校教育、医疗等活动,其传教活动对浙江近代社会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检索史料入手,首次系统地对英国圣公会在浙江百年的传教活动进行梳理。     

伦敦会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视角

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上,伦敦会作为最早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英国基督教布道会,致力于采取"社会服务型"传教策略和方式在华开展教育、出版、医疗、慈善等活动长达一个多世纪,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早年曾就读于伦敦会创办的各类学校,或协助伦敦会传教士在华开展翻译及其他文教活动,王韬、孙中山、许地山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探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伦敦会之间所建立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学界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韩默理与二十四顷地教堂

二十四顷地村位于今天内蒙古默特右旗境内，清末属山西省归绥道萨拉齐厅管辖，是控制西南蒙古教区教务的主教府所在地。笔者通过参阅各种史料，对二十四顷地的建立、发展、结局，对发生在这里的、在长城以北义和团运动中震惊中外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韩默理主教被杀一案做 了全面的论述。     

略论法国天主教在法属殖民地加拿大的传教（1615～1670年）

本文概述了1615年至1670年法国天主教雷哥列派和耶稣会在法属殖民地加拿大的传教活动,指出当时法国王室和国内各界人士的支持是法国天主教在加拿大维持传教的重要条件,并对传教概况、效果、影响作了初步探讨,论述了法国天主教在早期殖民地加拿大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施善与传教:西方教会在九江的慈善公益事业

九江开埠以后,西方教会陆续进入九江兴建教堂并进行传教活动。为了配合传教,西方教会在九江创办了新式教育、西式医疗、慈幼恤老等慈善公益活动。这些活动推动了近代九江社会的转型,促使九江成为西方教会在江西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传教的重镇,彰显了九江在近代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辐射力。     

边疆服务运动对川西羌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西南民族地区发起了边疆服务运动,广泛开展以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和传教为主的各类服务工作,其中在川西羌族地区开展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使该地一定范围内的民众接触或接受了具有近代内涵的新式教育,对该地社会文化生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晚清基督教政策转变及其社会影响——以道光朝为例

基督教为西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宗教,自唐朝开始,西方国家便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直到清末,基督教在中国才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契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清政府依次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并于1844年与1846年发布解禁上谕,基督教政策随之改变。凭借该政策,传教士终于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传教活动。中国大地,尤其是沿海五口岸,由于传教士的传教,近代医疗教育活动随之开展,但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民教冲突,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夫妇在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高第丕夫妇作为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自1852年受差会委派来华后,在华活动近50年,且大部分传教生涯都在山东度过。他们悉心传教,同时从事世俗商业活动与编书工作。后因与差会意见不合,遂而脱离,于1893年自创＂泰安福音会＂。他们在与地方社会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逐渐改变传教方针以适应时局,另方面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高氏夫妇的个案映射出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的复杂性,他们每每根据当地民众的反应而调整传教方略,从而使教会内部有＂异类杂音＂的存在。但归根结底,近代来华传教士开展活动仍本着＂中华归主＂的使命感,其所有活动最终仍旧为传教服务。     

基督教新教早期在华“医药传教”剖析

面对近代中国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森严的文化壁垒,以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在长期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步总结出一种以向当地居民提供义务性医疗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协助传教活动为最终目标的传教模式和理论,即"医药传教"。"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以及近代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医药传教之先驱——伯驾

美国第一位来华医药传教士伯驾在广州设立了眼科医局,在为中国民族施教行医的同时,传播基督教义,开创了医务传教的方法,并组织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务传教会———“中国医务传教会”。伯驾的医务传教活动,促进了广州的西医事业的兴起,也为美国政府侵略中国提供了服务。     

北朝社会信仰心理嬗变与佛教传播策略调整——以佛图澄为例

北朝时期国家陷于分裂、少数民族内迁,引发了北朝社会信仰心理的嬗变。针对这些变化佛教进行了传教策略上的调整,突破传统的传教方式开启了迎合社会信仰心理,利用神异传播佛教的先河。佛图澄作为运用这种传教方式的第一人,其传教活动在当时获得极大成功。     

近代新疆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传教活动评述——兼评《中亚的先驱——马慕杰》

文章依据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有关传记资料对中国内地会传教士马幕杰在中国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情况以及少数民族基督教宣传册和《蒙英词典》等编译情况作了首次比较全面的概述，对在中国新疆的内地会传教士的传教时间、经历做了一些新的界定，并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认为他们既有西方文化传播者的身份特征，同时又是符合西方殖民势力利益的一部分。     

17世纪天主教修会对远东传教权的争夺

在17世纪的远东传教区内,欧洲多方势力围绕着传教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成为该时期天主教远东传教史的最大特点。本文立足于传教修会的立场和角度,论述了在这场争夺过程中修会与教廷冲突的实质是一场教廷欲建立对各修会远东传教团的绝对控制而各修会加以抵制的权力之争,而引发各修会间斗争的根本原因是各修会间为争夺日本、马来半岛、中国等地区的传教事务领导权,并分析了这场斗争对远东教务的利弊得失和历史影响。     

医务传道方法与“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早期活动

1830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其传教活动中,根据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和中国民众对外来宗教的态度,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一种具有特色的传教方法,即“医务传道”方法。传教士试图通过为一般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来扩大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基础。1838年成立的“中国医务传道会”,是具体推行这种传教方法的机构。从1830到1850年间。在它的组织和支持下,一些传教医生在各通商口岸分别开办了医疗机构,医治病人数十万。“ 医务传道”活动使基督教新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为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盐井巴黎外方传教士及其传教考辨

在充分利用中文、法文档案的基础上,考证出共有15位巴黎外方传教士赴盐井传教。全面考察传教士活动不应仅限于教案事件。圣伯尔纳铎会取代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盐井的传教工作并非是该地天主教本土化和去殖民化的开端。     

天主教、新教对近代豫北社会早期现代化进程影响的比较

近代天主教和新教(主要指加拿大长老会)来到豫北地区后,为了传教需要,自身在不断地转变和调适,它们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手段,用文化教育、医疗等活动引起社会的注意,多方面介入豫北的社会生活,客观上促进了豫北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本文通过论述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在豫北举办的教育医疗事业,分析二者对豫北早期现代化历程的参与程度以及对这一进程的影响,从而更为客观地来了解近代豫北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