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蒙古族的石刻档案

云南蒙古族的石刻档案是指历史上的蒙古族以蒙、汉文形成的反映云南历史,特别是云南蒙占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以石质为载体的书史记事铭文.本文运用民族档案学理论探讨了云南现存的蒙占文石刻、汉文石刻和白话文石刻,以揭示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研究元史、云南地方民族史和语言文字史方面的重要价值.     

诸葛亮南征对云南的影响

诸葛亮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亲自率兵平定南中叛乱。此次南征对云南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政治上,重新划分南中地区的版图,调整云南的地方势力,加强对云南的控制,为后世大一统政权治理云南提供经验;经济上,促进云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加快云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与民俗风情方面的影响较大,武侯遗迹、关诸葛亮传说、诸葛亮崇拜都流传至今。     

白族名家大姓与滇西盐井开发

明清时期,白族名家大姓在滇西盐井区域的开发中,促进了人口、经济和文化这三大过程的整合与变化,使偏于滇西一隅的白族盐井地区民族社会进入了“略与中夏同”发展层面,为祖国西南边疆各民族的融合与国家认同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论早期北方民族造型艺术发展的母题特征——以呼伦贝尔地区早期民族造型艺术实践为例

人类早期造型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反映着原始宗教崇拜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即：“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阶段,这是艺术教育及艺术史论研究中划分远古造型艺术发生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从哲学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北方民族的造型艺术,可以发现,原始宗教崇拜三个阶段中的早期造型艺术作品在深层上直观地反映着北方民族的共性文化特征,那就是对生命的追问以及生命崇拜的实践,并以此构成了北方民族造型艺术的母题特征——“生命崇拜”。     

李根源与崇谦

武昌首义后，部分省份发生满人流血事件，边疆各民族上层大多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心怀疑惧。云南军都督府派李根源率军西巡，处理滇西问题，途中下令保护楚雄府知府满人崇谦。崇谦的经历反应了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的调整和演变历程，是“五族共和”思想积极作用的表现，也是“五族共和”思想保护了部分满族官员和普通满人生命的例证。此后李根源与崇谦之子宝铎（关振生）有较深交往，并帮助他将崇谦《宦滇日记》（节录）点校公之于世。     

走向历史田野：潇贺古道石刻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潇贺古道石刻文化系列研究之三

潇贺古道又称“新道”,以秦始皇攻打岭南、汉武帝统治岭南修建、扩建古道而闻名。古道上,至今保存着自宋代以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史价值重要、艺术文化水平高的石刻文化遗存,内容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军事斗争、民族关系、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它是中华民族石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研究古道石刻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时代意义。     

云南契丹后裔探源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与文物（家谱）等资料，探讨云南契丹后裔的历史源流。认为他们是蒙元时期随忽必烈征“大理”进入云南的，后被封于今滇西地区，由于军事镇防所需，这些契丹族官兵便留居云南。明、清时期，云南契丹后裔自称“本人”或“本族”，有的被封为土目、土舍，而广大人民群众则积极从事和发展各业经济，他们为安定地方，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和发展当地社会生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彝族生殖文化概论

生殖崇拜是一个遍及世界各民族历史的文化现象。彝族生殖崇拜渊源流长,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形式的反映。与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相适应,其生殖崇拜也先后经历了图腾生殖信仰,女阴崇拜、男根崇拜、性行为崇拜、生育神崇拜等几个阶段。彝族生殖崇拜的主题和核心是“种的繁衍”,对推动彝族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高黎贡山地区民族源流和分布状况调查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使高黎贡山不仅是滇西最早的人类居住地,同时还成为了多民族迁徙与融合的走廊,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区。对高黎贡山地区各民族历史源流和分布状况进行专项调查,不仅能对该地区民族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对构建高黎贡山多民族和谐社区、传承多元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论中国儒士“诸葛崇拜”的文化心态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一直是广大民众崇拜的偶像之一。中国儒士“诸葛崇拜”的文化心态,更多的表现在对诸葛亮道德及品行的认同之上。诸葛亮的“力行”品格,施展才能的平台和高人选士的姿态正是中国儒士梦寐所求。“诸葛崇拜”现象已内化为中国儒士的一种文化心态。     

民国初年英法在云南的地缘政治存在

法国的“环北部湾”战略布局和英国的“两江一洋”战略布局中,云南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其正处在两个战略圈的结合部。民国初年,云南地方的地缘政治基本延续着晚清的格局,英、法、云南地方政府构成三个主要参与方,英国在滇西,法国在滇中、滇东南依旧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云南的地缘政治格局正是基于这一点展开。     

云南侵华日军地图与日军滇西战略分析

2003-2006年陆续在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发现了侵华日军绘制的云南地形图。这些地图印证了日军滇缅战场的战略设想,进占滇西后,再进攻滇中、滇东北,直至最后一举攻占当时的四川重庆和成都。日军的滇西战略是滇缅印战略的一部分,通过云南进攻重庆是日军滇西战略的延伸。通过云南侵华日军地图,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战略的存在。     

仡佬族"二月初一敬鸟"习俗初探——石阡县坪山乡包溪仡佬族敬鸟习俗调查报告

经过笔者三次实地考察,证实了“二月初一敬鸟”习俗是仡佬族原始的鸟崇拜在民族文化中的历史记忆.仡佬族通过“敬鸟”这个节日,千百年来在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和遭受强大的外族侵挠的压力下,有效地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这也是仡佬族能始终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长期存在于中华民族之大家庭中的关键所在.     

跨境民族阿昌族历史初探

跨境民族阿昌族是全国各省区中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也是云南最早的土著民族之一。阿昌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保持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阿昌族与其他民族世代友好相处，在分布上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在经济文化方面形成鲜明的共生现象；阿昌族作为跨境民族，和缅甸边境人民友好往来，保持着民间边境自由贸易，形成共同的宗教区域，对边疆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定，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新的世纪，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云南跨境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滇西契丹后裔民族融合原因初探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灭亡后,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族并未消失,他们散落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和西域各地。1253年,忽必烈南征,有大量的契丹士兵加入军中,他们随军进入云南,落籍云南,主要分布于滇西地区,随着历史的变迁最终融合于各民族之中。     

从碑文看地方精英在二仙信仰中的教化作用

二仙是晋东南地区的一个地域性崇拜神。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它承载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作用。民间百姓看重二仙有求必应之“灵”,而统治者更看重二仙在维护国家安定上的“功”。统治者若想借助二仙来加强自身对于晋东南百姓的影响、扩大统治基础,就必须打破“功”与“灵”之间的断层。处于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地方精英就承担起了打破断层、搭建桥梁的作用。在梳理历代二仙碑文的基础上,探究地方精英如何通过增添二仙经历、丰富二仙形象、改变成仙方式的手段打破“功”与“灵”之间的隔阂,使二仙信仰既利于国家对晋东南地区的统治,又在顺应百姓需求的同时,实现其教化目的。     

云南大理白族本主崇拜中的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

本主崇拜是云南大理白族独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也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从产生、发展、变迁的千百年里,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实现族群认同、传承民族文化、培养社会成员、增强人类适应环境等教育功能。通过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的梳理,可以分析本主崇拜“地方性知识”的性质和非制度化的教育功能,进而了解本主崇拜中的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     

试论红河文化的主要特征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南部,这里生活着哈尼、彝、汉、苗、傣、壮、瑶、回等民族,保留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各种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等外来文化的交融极为突出。红河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中原文化、外来文化和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共生互融的典型代表。由于受历史、地理、民族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红河文化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特征,红河文化始终与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少数民族聚居的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其民族文化特色,大部分地区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红河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尤为突出。     

诸葛亮——文化符号与审美重塑

诸葛亮由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演进为古今忠臣的代表和智慧的化身。其人性色彩逐渐褪去,文化符号逐渐彰显。民族审美心理对诸葛亮的重塑使得“诸葛亮”由专有人名变成了特定的文化符号。这也是“诸葛亮”具有超时空的生命力和渗透性的关键。     

从礼貌用语看英、汉语言文化的价值差异

礼貌是人们在交际中遵循的行为规范,讲究礼貌是一种交际策略。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深层构筑,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理念。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人们有自己的礼貌方式,各民族用语言表达礼貌的方式存在着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反映了各语言文化价值观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