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年号中的祥瑞文化内涵考释

祥瑞灾异文化和年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祥瑞灾异文化源于朴素的天人观,并在汉初被纳入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框架中,使得拥有至高权力的君主能够有所畏惧,并通过改年号或下罪己诏的方式来自我约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而西汉作为首个使用年号的朝代,其中有近一半的年号直接体现了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它与祥瑞灾异文化相结合,对后世的年号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气、阴阳学说与天人感应

谈天人感应者必谈董仲舒,而论董仲舒者亦往往要说及天人感应的问题,久而久之,天人感应的思想,几为董仲舒专有。其实,这种联系过于简单,使人忽略了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重要理论价值。有人认为,由“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三个命题可推衍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完整范畴体系。这种观点能否成立尚待进一步讨论,但其中提及的两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却都与天人感应有密切关系。     

兔年论兔

中西方“兔”文化是2011年跨文化交际的热门话题.有关兔的词语、谚语、典故以及属相“兔”的翻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本文旨在向地球村民呈现一个完整的关于“兔”的画卷.     

试论韩愈的"天人相乖"思想

韩愈的“天人相乖”思想和“祸善福淫”的天人感应观，既与主流的“福善祸淫”的天人感应观不同，又与传统的“天人相分”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不同，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学独树一帜，并且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天人感应思想类型浅析

天人感应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为历代思想家所乐道的基本问题之一,然而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的体系中,其内容、形式和思想实质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对“天”与“人”的不同理解以及“感应”方式的类异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天人感应理论至少有六种基本类型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从“地方性知识”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的知识,产生后会借助现有条件或创造条件,发展成为“普遍性知识”.为使“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普遍性知识,董仲舒一方面通过神化皇权获得汉武帝的支持,另一方面使儒家借助阐释灾异得以参与政事,从而获得儒儒者的支持.并吸纳时人普遍了解的科技成果,使“天人感应”理论获得更多社会大众的认可与接受.因此,“天人感应”理论不仅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征,而且从地方性知识发展成为了普遍性知识.     

董仲舒自然哲学的四重维度及其对天人感应论的调适

董仲舒自然哲学可以划分为自然论、天论、天人感应论、十端论四重维度。“自然”标志事物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逻辑性。天论则存在着自然之天与神明之天的二重性。神明之天通过自然之天显示出“天意”“天命”。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自然哲学的核心内容。董仲舒尽管认为绝大部分自然现象出于自然界本身,但是更看重灾异与祥瑞等反映神明意志的特别现象。君主的作为构成了感应的逻辑起点,进而被神明遣告,并反映为灾异与祥瑞两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天人感应的内在机理就在于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十端之间的同类相动。而儒家通过分析灾异的阴阳五行属性,进而劝谏君主、改制更张。讨论董仲舒自然哲学有助于实现对其天人感应论的内在机制问题进行调适,实现自然论、天论、天人感应论、十端论的统一。     

归有光伦理价值观研究

归有光认为伦理本原是“情之所在,即礼也”;其伦理观念为遵循正统,尤重三纲;伦理规则在具体运用中为我所用;伦理行为是维护礼法,宣扬“天人感应”。     

兔民俗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兔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象征体,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因素,蕴含着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表现出多重复合的社会内涵。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兔——月亮的别称——吉祥的象征在民间,将兔与月亮联系在一起的民俗活动古往今来是相当多的。例如,《帝京岁时纪胜》中就记载了京城人中秋节月下卖“彩兔”的习俗:“京师以黄沙土作白玉兔,     

论天人感应对古代文化的影响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它对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鉴于文化的范围太广泛,试着选取历史学和文学两方面去分析天人感应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古人的历史观念、认识历史规律、记载历史文献等方面。     

简评韩愈的天人感应观

韩愈的天人感应观虽然属于“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由于其坚持“天人相乖“和“祸善福淫“的基本观点,从而既与主流的“福善祸淫“的天人感应观不同,又与传统的“天人相分“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不同,在中国天人感应观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史上都可谓独树一帜.而且,他的这种独特的理论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董仲舒神学化自然观的逻辑进程

儒学到了西汉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其显著的标志就是董仲舒把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自然主义”思想与儒家“人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化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性,也有某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它根源于人们对自然界“同类相动”的普遍认识,经董仲舒“天人同类”的证明,必然形成“天人感应”的认识。     

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

对司马迁的天人思想研究，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毫不怀疑地把《天官书》正文当作司马迁思想；一是认为他接受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思想，宣扬了“天人感应”神学．本文认为，《天官书》正文乃司马迁之前的史官所作的天象记录，《天官书》的论赞才代表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作为一代文化巨人，司马迁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上雄视千古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思想家像他那样对“天人”问题给予如此强烈的关注和进行过如此深刻的思考。说他宣扬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或说他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都是不公正的。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探析

董仲舒政治思想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大一统论维护了中央集权 ;“天人感应”说促进了社会安定 ,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君权 ;他主张举贤任能、廉洁政治 ;任“德教” ,施“仁政     

董仲舒『天人感应』和皇帝制度

汉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董仲舒，继承了殷商以来盛行的天人相通观，杂揉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框架建立起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命题，将封建统治秩序直接影射到天道上，论证了汉王朝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肯定和维护了君主地位，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达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一统制目的的需要。董仲舒适合时宜的学说，从意识形态上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权力，提出了理论根据。“天人感应”学说不仅成为汉代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说…     

论《伍子胥变文》中的儒佛交融

《伍子胥变文》在佛教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其中却深蕴着儒家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如儒家的“天人感应”、“孝道”、“惩恶劝善”等思想,体现出儒佛交融的特点。考其缘由,在于佛教作为一外来文化,要想在儒家思想文化深厚的本土生存、发展,必须要对共同的伦理内容给予强调和突出,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努力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     

春秋末年以前宗教天人观的形成

原始社会时期宗教天人观的萌芽,其主要表现为一种敬畏意识;夏商时期的宗教天人观延续了原始社会形成的敬畏意识,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则是以天命观为核心的天人之间“授”、“受”关系的产生,这一宗教天人观确立或规定了中国宗教天人观的基本方向：西周时期的宗教天人观除保持“敬”、“受”观念外,又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提供了遵天命、顺天命、知天命等新的观念。中国古代的宗教天人观念或天人关系的格局在西周时期基本确立：春秋时期的宗教天人观则在顺天、知天、安天以及疑天等观念方面有新的延伸和发展．影响了后世宗教天人理论的若干重要思想的形成,其中包括天人相应、天人感应以及警告、征象、灾异等种种思想的萌芽。中国古代的宗教天人观念已经在春秋末年以前具备了基本的形态。     

汉代天人感应源流说

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经由西汉大儒董仲舒丰富完善之后走向系统化、成熟化。天人感应思想虽经王充解构,但仍没有丧失其哲学魅力;天人感应思想固然有其消极影响,但它也给后代人留下了诸多有价值的思维理念。因此有必要对汉代天人感应思想进行完整深入的研究,以便对其有进一步的认识,进而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文章从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入手,对天人感应思想的初始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为更好地阐述汉代的天人感应做充分的准备。     

天人感应思想与汉代出宫人制度

汉代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与制约,尤其是在国家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天人感应思想更是被奉为重要的理论依据.阴阳灾异说是天人感应思想中的重要组成因素,面对"灾害",众多儒生将其发生的原因与阴阳灾异说相附会,"燮调阴阳"随之成为国家的紧要任务.出宫人制度便是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实行的一种救灾措施.     

“道”和女性生殖崇拜——浅谈老子“道”的哲学美学思想渊源

生殖崇拜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存在的原始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这一文化构成了许多重要文化现象与思想理论的深层基础。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观念的两大源头——儒、道思想,其渊源,就是出于中国原始生殖崇拜文化。其中作为道家文化的创始人——老子,其“道”的哲学、美学思想的底蕴,是原始女性生殖崇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