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人口流动对边疆稳定发展的影响

跨界民族人口流动是国家交流、地缘政治发展的新契机,但由于跨界民族人口流动杂糅着复杂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地缘因素,容易受到分裂势力、反对势力的利用,从而危害边疆稳定发展、破坏边防安全、加剧民族矛盾和地区矛盾、消弱国家凝聚力。因此,跨界民族人口流动是边疆稳定发展的一把双刃剑,政府部门应当在跨界民族人口流动中发挥指导性作用,以国家认同为前提,以经济发展为手段,培育我国跨界流动人口的优势,进而促进我们跨界民族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中的话语权,最终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     

试论改革进程中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区域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趋势,主要表现在资本的逆向流动、人力资源的逆向流动、科技水平的拉大与制度的落差四个方面。区域发展的这种"马太效应"隐含着巨大的利益矛盾与发展风险。要进行有效治理,推进区域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必须完善区域管理框架,建立制度化的协调组织,另一方面必须制定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     

新冠疫情下我国与老越缅边境防控的问题及治理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云南、广西等西南陆地边境地区输入性疫情防控面临较大压力。老越缅疫情出现多轮反弹、域内外国家间边境防控风险外溢、新冠肺炎与其他重大传染病叠加的隐忧和疫情警情双重压力等新态势给边境防控带来挑战。边境地区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老越缅等国疫苗接种的相对不足、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失衡、防控紧迫性认知差异及普遍安全意识失衡等问题,使得我国成为共同边境安全风险"洼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边境防控成效、弱化了对老越缅疫情输入风险的有效拦截。未来应从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共筑边境地区免疫屏障、建立健全边境法治治理体系、提升边境数字治理能力和探索边境经济治理模式等方面加强我国与老越缅的边境治理。     

企业年金的收入分配效应探析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企业年金制度得到了广泛发展,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不容忽视。在符合有关假定的条件下,企业年金制度的推行会产生诸如“弥补‘社会资本’缺失”、“增进老年人口经济安全”以及“税收支出增加”等宏观经济效应;在微观层面会产生诸如“提高企业价值和财务实力”、“稳定人力资源增进人力资本”以及“减轻职工负担并减少职工短视行为”等具体效应。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生态治理的机制转向

传统体制下的生态治理模式呈现出治理主体价值观念分歧、组织结构松散和权力资源内耗等“碎片化”状况,使得正式规则不能完全重塑系统力量,其结果是生态治理的效能低下,生态结构修复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随着新型政府管理理念的兴起,在生态治理的系统结构中,通过国家权威运作的整合性思维,基于“整体性”的政府治理理念,构建以国家为主导,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将行动主体、行动机构及行动策略协同整合,这是生态治理机制转向的有益探索。     

13世纪苏格兰“边境掠夺者”氏族在独立战争中的兴起

13世纪末爆发的苏格兰独立战争结束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短暂的和平。对于边境氏族而言,战争使其生存环境和平等权益遭受破坏与侵犯,他们便以“掠夺”活动——即以抢劫、绑架和勒索为主的暴力方式相对抗。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和谋取更丰厚的回报,边境氏族投身于军事统帅和地方领主麾下从事反抗英格兰的活动,通过军功换取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因此,边境逐渐形成了以军事贵族为核、以边境氏族为辅的政治格局和治理体系。独立战争后,边境战乱并未平息,边境氏族依然凭借着军事贵族的庇护,通过不断发动对外“掠夺”扩张实力,“边境掠夺者”氏族由此兴起。     

“后疫情时代”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当代价值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给国家安全的构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习近平同志在“后疫情时代”紧紧围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境况、本质旨归及实践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证与阐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安全观,这对我国成功打赢疫情防控战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系统总结深化国家安全治理经验,不仅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提供指导,也为实现国家伟大复兴凝聚巨大伟力。同时,在中西方安全治理的对比中,激发了人民的民族自信,引导人民实现政治认同。     

“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山西新生活运动的双重面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迫切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深刻形塑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发展格局。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接受赶超式发展理念指导、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治理路径选择。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新生活运动同时呈现出“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的双重面向。前者指向治理范围与对象的“日常化”,表现为涵盖各类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面貌;后者指向治理策略与机制的“运动化”,试图构建广泛社会力量“有为而治”的治理图景。然而,由于治理目标设定过高、治理主体革命意志不足、缺乏牢靠的组织基础及其有力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山西新生活运动在推行中逐渐扭曲失真,反而给民众生活造成困扰。山西新生活运动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生活、塑造现代国民的愿景终于破灭。     

“在地国际化”研究的国际视野及最新进展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形势凸显了“在地国际化”的必要性,研究的推进急需国际视野及前沿坐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对“在地国际化”的概念内涵及语境差异、价值认知及其与跨境流动的关系、实践的理论与本土探索进展进行了述评。研究发现：对其与跨境流动关系的不同主张引发了学界对“在地国际化”概念内涵的认知分歧,对其价值的认知却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共识;如何使“在地国际化”与跨境流动相辅相成,协同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成为研究的落脚点;“在地国际化”实践没有标准的模式,但存在一些基本要素。其中,国际化课程体系、教师的参与尤为关键,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重视成为明显特点。“在地国际化”实践探索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但本土理论的成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方高校管理重心下移的行动研究——基于“接点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地方高校需要提高其内部治理能力作为发展动力。在实践过程中,学院始终处于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接点”部位,是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权力“接点”、战略“接点”和政策“接点”;而学科组织（系、所、中心）又位于学院内部治理的“接点”位置,呈现出“内”与“外”、“上”与“下”、“左”与“右”等双重面向的特征。通过充分发挥“接点”治理的作用,由“接点”链接组织内外的资源和特性,激发办学活力,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实现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     

高职师资“校企双向流动”:阻滞因素与实施路径

推动高职师资“校企双向流动”,有利于破解存量师资“双师”素质短缺,推动高职院校承担责任使命,实现人才资源社会效能优化。高职师资“校企双向流动”制度演变具有组织模式由“自发流动”向“协作流动”转变、流动要素由“身份流动”向“知识流动”转变、企业人员由“全职流动”向“兼职流动”转变、学校人员由“挂职流动”向“切换流动”转变的鲜明导向。为破解观念守旧、价值错位、制度低效等阻滞因素影响,提升“校企双向流动”实效,需要推动工程实践由“大水漫灌式”向“任务驱动型”回归,推动校企合作由“利益结合体”向“命运共同体”升级,建设一批内置于企业的“校企双向流动”支撑平台,构建有利于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治理体系和社会环境。     

治理视角下我国大学教师“双重忠诚”研究

大学教师的“双重忠诚”源于其本身的职业特点和学科专业化发展趋势,也深受大学组织特征的影响.教师个体的组织归属感与追求真理的价值观是其“双重忠诚”的内驱力.“双重忠诚”深刻影响着大学组织和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大学治理应加强对大学教师“忠诚”资源的开发,通过加强学科建设、改革评价制度、吸引教师参与治理、建设组织文化等途径构建大学教师的事业基地和精神乐园,实现大学教师在学科和组织的“双重忠诚”的统一.     

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与金融安全治理

金融垄断资本为控制全球化生产链而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结构特征。银行业作为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载体，对其国际业务的集中度和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分布的分析验证了中心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的支配性作用。支撑此结构的关键在于不同地位国家资产组合的配置差异。美国基于其货币的特殊地位提供安全资产并持有非中心国家的风险资产，得以在经济增长时期享受风险资产的超额收益。美国金融霸权主导下体系的不对称性难以提供高效公平的跨境资本流动争端调节和监管机制。为了摆脱现有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捍卫金融安全，非中心国家首先需要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破除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迷信并重拾金融主权，其次需要强化金融监管。中国需要在国际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推动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同时在国内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金融安全治理水平，从而统筹国内外金融安全治理，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借力互联网，助推小学教师“云成长”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技术持续重塑教育形态,为教育教学的变革带来挑战和机遇。新形势促使“教”与“学”围绕网络开展,要求教师有效整合学习资源,充分利用“云成长”平台,优化家校沟通,赋能教学教研,建立自我“链接”：搭建桥梁,在多角度的网络沟通中增进家校共识;实践拓展,在多形式的网络教研中助力师生共赢;知行统一,在多样化的网络培训中提升自身素养。     

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技术效应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是将其建设成“创新之路”,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具有对其自身逆向技术溢出和对沿线国企业技术溢出的双重技术效应：一方面,可通过研发溢出、模仿跟随、规模经济、自我选择、资源补缺、后向关联六种效应促进中国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学习、竞争、人员流动三种效应促进沿线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因此,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策略,是坚持创新驱动和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创新与生产共同体。     

“双碳”目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双碳”目标是党中央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能源转型、推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从国内层面看,“双碳”目标对我国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国际层面看,“双碳”目标下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形势。如何统筹两个大局并把握“双碳”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双碳”目标引领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理念上时代化、目标上合理化、体系上科学化以及方法上智能化。基于此,应从内涵把握、制度建构、技术创新和全球治理等角度出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碳”路径,并在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能源安全风险挑战的过程中,提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战略和中国方案。     

从“荒滩废垒”至“丝路明珠”:新中国成立后嘉峪关区域空间意象变迁

嘉峪关及其区域空间意象,在国家“西部开发”“改革开放”等经济战略中,随着这一区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整体推进而不断变迁,从建国初的“荒滩废垒”,变成欣欣向荣的“钢城”,继而又变成举世瞩目的“丝路明珠”。这是国家地理优选和区域空间多维构建的空间效应,也是人们对区域空间认知的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本文借助文学作品,研究嘉峪关及其区域空间意象,充分展现区域空间构建、空间效应、空间感受和空间意义,旨在倡导和践行新文化地理学这一研究思路和学术转向。     

明代赣闽粤边的人口流动与社会重建——以赣南为中心的分析

有明一代,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一毗邻区域,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现象。伴随着日趋频繁的人口流动,赣闽粤边的社会动乱也日甚一日。南赣巡抚的设置,特别是王守仁在南赣巡抚任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则是赣闽粤边移民社会“土著化”进程中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客家方言群在赣闽粤边的基本分布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伴随着赣闽粤边移民社会的“土著化”进程而奠定起来的。     

基于“区域跨界合作”的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模式探索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应该充分彰显其区域和职业性特征,摆脱现有社会服务体制与机制的束缚,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主流企业紧密参与,通过区域各社会主体的跨界合作,形成基于“区域跨界合作”的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新模式,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高水平服务。     

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加速了人口的跨国流动,从深层次来分析,影响人口跨国流动主要有政治、经济与自然等三方面原因.同时,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此情况下,中国更应在处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时谨慎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