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中武则天星象“心月狐”小考

《镜花缘》中的武则天是天星心月狐下凡,她的命运与这颗星宿紧密相连.“心”、“月”、“狐”三个因素共同构筑了武则天的文化意象.“心”指心宿,代表中心地位,指明了武则天乃帝王之尊.小说家以此彰明“君权神授”,用天命肯定人事.“月”主阴,指女性,暗示武则天的性别身份,指责她错乱阴阳,僭越篡位.“狐”体现了人们对武则天审美态度的变化,从正面到反面、从阳刚到阴柔、从高蹈的人君堕落成异类.从“心”、“月”至“狐”,展现了武则天从“神”、“人”到“妖”的转变过程.     

狐的悲剧——浅谈《镜花缘》中的武则天形象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同时也是李汝珍《镜花缘》中的重要角色,在作品中,武则天爱才惜才,施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提高女性地位的举措,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印迹,本文就从女性解放运动的角度来探讨《镜花缘》中对武则天的评价以及她对于女性觉醒的促进作用。     

《护国三宝偈》夏汉藏合璧考释

论文对《护国三宝偈》夏、汉、藏三种文字的文本进行了对勘研究,指出西夏文和汉文九字本当是由藏文同步译出,且翻译时夏、汉两本之间互有参考,西夏文七字本则是在九字本的基础之上缩减而成。按照西夏的度僧考试以语言分科的习惯,论文推测党项、吐蕃童行以党项语念诵该偈的西夏文九字本《守护大千国吉祥颂》,而汉人童行以汉语念诵其相应的汉文九字本《护国三宝偈》。不过,汉文九字本对个别常见藏文词汇的处理出现了失当,给人的感觉是汉译者的翻译或佛学水平可能不是太高。     

武则天时代与刘知几《史通》的撰著

大唐帝国初期繁荣昌盛的文化氛围,奠定了刘知几早年丰厚的学术修养,科举制度使刘知几进入官僚仕途。武则天时代的劝谏上书,使刘知几崭露头角,武则天的诏修史书使刘知几获得了编修历史著作的大好机遇。中宗时代史书编修的烦恼促成了刘知几的不朽名著《史通》的诞生。纵观刘知几的一生,武则天时代正是他史学事业成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缺少这样一个特殊的环节和氛围,刘知几将很难完成《史通》这样一部纵论古今史学的重要著作。     

林语堂笔下的武则天形象

在林语堂所著的<武则天正传>中,武则天是智能犯罪的典型,是权力至上的恶魔,是颠覆伦常的女皇帝.但是,在其骄奢淫逸、有违人伦的背后,武则天的聪明才智与宏大志向也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全唐诗》所见武则天诗作的类型分析

武则天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且被认为是一位女性文学家.《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中共收录其诗歌六十首.从题材类型上,其诗可分为祭祀、宴游、赐赠、游仙、闺怨等五类.这些诗分别体现了武则天威风凛凛的帝王之象、胸怀天下的王者风范、求贤若渴的圣君明主、神化王权的虔诚信徒、情感细腻的思妇形象等.     

郭沫若剧作《蔡文姬》与《武则天》的文化解读

《蔡文姬》与《武则天》是郭沫若解放后创作的两部历史剧，对其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思考，也许比单纯欣赏剧作本身更有意义。其中蕴含了作者的世纪梦想与对妇女解放命题的思考。     

《南史》抄改《梁书》举误

李延寿编撰《南史》、《北史》,多删削修改前史而成文。其所作修改颇多失误。以其抄改《梁书》为中心考察,主要有三：一、改动致史实错误;二、改动致典章制度、专门术语等错误;三、改动致其他内容疏漏。凡此皆有详加辨析之必要。     

《武则天四大奇案》散论

《武则天四大奇案》,与《龙图耳录》及其原型《龙图公案》的影响分不开。从借题抨击时政这一角度看待《武则天四大奇案》一书,它的思想价值比仅从公案侠义合流的小说角度评价,要高出一大截。该书叙述前三个案件,回环纠结,情节勾连,气氛炽烈,较耐人寻味。     

高罗佩《武则天四大奇案》英译之诗学探析

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翻译的《武则天四大奇案》是一部接受程度较好的中译外作品。通过原作与译作的对比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诗学做了些改动,经分析发现这些改动是以西方侦探小说的写作标准为参照进行的,以达到让读者更好地阅读译本的目的,从读者的接受程度来看,译者的改动是成功的,此种翻译策略也是值得肯定的。     

读《抄检大观园》宜参看程高本

人教版新版高中《语文》第六册中《抄检大观园》是小说节选，文下注释谓“节选自《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４回”。这里应特别说明，这部《红楼梦》是个颇为特殊的本子。它不是依据“程甲本”或“程乙本”排印的本子；而是由“脂本”和“程本”两个系统的本子拼合而成的一个“百衲本”。对“红学”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红楼梦》的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抄本和印本两个系统。抄本出现较早，今存“甲戌”“己卯”“庚辰”诸本，其过录底本都是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前期的曹雪芹稿本。其共同特点是均未超…     

田尔斯《行寸斋词抄》述论

田尔斯是安康著名的词人,出版有词集《行寸斋词抄》.词集有反映时代发展的喜悦,有对国家建设的热情讴歌,有对不良世风的批判与斥责,还有词人个人的性情趣味.田尔斯的词作意象鲜明,词情肯切,韵调朗畅,有显著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很好的发挥了词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     

《十抄诗》与高丽朝科举文化

《十抄诗》是高丽朝一部影响较大的七言律诗范本。它产生于科举文化大盛之时,其编纂与高丽朝以诗赋取士的举措密切相关,书中所录诗人多为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名家。此书为我们认识高丽朝科举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论《九云记》对《红楼梦》的抄裘

《九云记》是70年代在韩国发现的一本汉文小说，它从《红楼梦》中抄袭了大量的文字。比如在环境描写、人物的肖像描写、部分情节、东西物件、人名地名、语言等方面明显留有抄袭的痕迹。这种抄袭现象出现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在小说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19世纪《红楼梦》、《镜花缘》产生后，表明小说已经发展到它的颠峰时期，对它们的抄裘，一方面表明小说市场的空间红火，创新之作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表明古典小说已发展到了它的高峰时期，创作上出现了危机。只有推陈出新，寻找新的途径，才能进一步前进。此外，在大量的续红、仿红之作外，又多了一个品类，那就是袭红之作的研究。     

高丽国《十抄诗》所选赵嘏诗考释

《十抄诗》保存赵嘏久佚之诗四首,虽其中一联已收《全唐诗》中,但仍属吉光片羽,十分可贵。《夹注》所引《十道志》《职林》亦为佚书。前者所载,在《新唐书·地理志》中多有印证。后者载记,亦可在《新唐书·百官志》中发覆。然前贤评价“字多舛错”“注多鱼鲁”之讹,并非妄言。如作者简介中言会昌二年登科,实为会昌四年;《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竟夺“荆”“唐”二关键字。而言渭南县建置,又于前秦“符”氏后衍——后秦之“姚”氏;另如《文选》简称为《选》,《晋书》缩为《晋》,也与人们熟知的《诗》《书》简称不生歧义有别。以之与他书比勘出的若干异文,经综合考量后,逐一给出“宜各从长”之按断。明清之际钱谦益、金圣叹的点评文章,也摘要供读者参阅。     

张紞及《云南机务抄黄》

《云南机务抄黄》是明代陕西籍人张紞在任职云南时所编成的,均抄自明太祖朱元璋针对当时云南问题所发出的诏令制谕,为研究明初云南地区的社会情况提供了详实而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将对作者张紞的生平进行介绍,主要分析《云南机务抄黄》中颇为典型的口语化描述以及其历史价值。     

论林语堂《武则天传》的反讽意味

林语堂的英文长篇历史传记《武则天传》是对悖谬智性的反讽。该传把女皇武则天定位为一个“犯罪者”,通过暴露她的罪恶天性,抨击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极权主义和人性异化现象,彰显了作家的反智主义思想倾向。正是作家本人特有的历史思维方式的渗入,使得文本的反讽效果异常突出,但由此也造成了传记的重度“失真”。     

《聊斋志异·晚霞》与《春琴抄》艺术特征比较

文化艺术存在着共通性,《聊斋志异·晚霞》与《春琴抄》分别作为中日两国优秀的爱情小说的代表,分别植根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土壤,其共同主题即是对于爱情的歌颂和赞扬,但在艺术风格、艺术形象、艺术手法、艺术主旨等四个方面又存在差异性.     

从雍陶佚诗看《十抄诗》的文献价值

韩国高丽时期编辑的《十抄诗》收录了不少中唐至五代的佚诗，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本文在参考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晚唐成都籍诗人雍陶的佚诗入手，对《十抄诗》的文献价值加以探讨。     

茅坤《史记抄》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发微

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历程中的重要途径之一。明代出现评点《史记》的热潮。从当时《史记》评点主体身份来看,评点者同时具有“文人”和“士子”双重身份,导致《史记》评点批评体现两个精神向度。以茅坤的《史记抄》为例,一是审美批评,主动进入作品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从“文”的角度打量批评的对象,包括了批评姿态的“同情的理解”、评点符号的不言之言、评点过程的文情激荡的特征;二是社会文化批评,体现了关注社会政治、匡救社会危机、抒发自己内心怨愤的“士人”情怀。这些评点的精神向度形成了一个与《史记》文本相辅相成的又一重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