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媒体接触、风险体验与风险接纳研究——基于F省重化工PX项目的调研

媒体接触不仅传递风险信息,还通过提供风险意义建构的工具和空间,形塑人们的风险接纳度.基于2014年和2018年在F省开展的PX项目相关调研,本文发现:(1)面对相似环境风险,公众的风险接纳度在不同时空中呈现差异化表现;(2)风险体验与风险接纳的关系并非直接相关,还受居住空间调整、补偿安置满意度等因素影响;(3)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接触强度对公众的风险接纳度呈相反影响.本文认为:对于大型技术类项目的 建设、运营和管理,风险决策的民主模式比单纯的技术模式更深得人心.优化空间布局、建立公众参与风险决策机制、重视和规范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可以有效防控大型技术类项目带来的风险.     

竞技、对抗与化解：社交媒体风险事件沟通机制研究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社交媒体作为公众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传播风险信息和影响公众对风险事件感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高速转型期社会风险聚集的关键空间,尤其是社交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到新闻信息生产和扩散环节后,社交网络舆论空间越发复杂。通过以“风险竞技场”为理论框架,结合社交媒体“人机共存”的生态特征,探讨风险传播过程中普通大众、官方媒体、自媒体、相关机构、政府部门在风险话语争夺和风险情景建构中如何进行社会资源动员影响决策结果。基于“人机”多元传播主体、“块茎式”叙事形态、“洞穴式”情绪共振、封闭反馈机制四个环节提出社交媒体风险沟通的负面机理。政府部门应该从争取公众信任、构建多维沟通渠道、多元协同共商、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维度出发完善社交媒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共创融洽稳定的风险沟通场域。     

风险传播、政治沟通与公共决策的变迁——对两个石化项目迁址案例的分析

环境风险冲突在我国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政府改善公共决策模式,增进风险政治沟通.本文以厦门PX项目和广州南沙石化项目的迁址议题为案例,分析大众传媒的风险传播过程、话语特征及其对政治沟通、公共决策的影响,揭示转型社会背景下媒介、公众与政府协商、冲突与互塑的政治过程,为我国社会风险的善治探寻实践经验.研究显示,大众媒介的风险传...     

论新兴媒体背景下的风险传播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们正逐渐进入风险社会.新兴媒体为公众参与风险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公众参与的风险传播,使得公民通过"自媒体"渠道参与风险信息的生产、传播过程,在再现风险、定义风险、监测风险、沟通风险甚至是扩散风险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公民得以亲身参与风险的定义过程和决策过程,这将促使社会对风险的界定和决策上的民主化.     

“怒江事件”中的风险传播与决策民主

风险与决策相伴,科学的决策离不开媒体的风险沟通。怒江水电工程遭遇政府、民间与媒体的不同声音,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和符号意义,工程的搁置更是凸现了风险决策的民主。风险传播从侧重教育宣传式的单向传播,走向注重公众参与的双向传播,促进风险决策的民主。     

试论大众媒介的风险感知——以宁波PX事件的媒介风险感知为例

本文以宁波PX事件为例,在风险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下,探究媒介在环境风险语境下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问题.本文发现,大众媒介对于环境敏感期的风险感知,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这与西方“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假设不同: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对PX项目的风险感知甚为敏感,且有放大感知取向;而传统媒体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环境风险的感知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特征.公众对政府启动PX项目持有戒意,对政府的承诺表示怀疑,对政府的粗暴干预表现激烈的情绪.风险的化解端赖于风险沟通,而平等双向的沟通则是化解风险的前提.在中国风险场域中,媒介介于风险管理者和公众之间,扮演风险沟通的重要角色.     

西方媒体与风险研究综述

在风险社会,媒体是风险信息沟通系统中的重要因素。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媒体是重要的风险放大器,它通过传播风险信号、污名化、涟漪效应等,强化了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媒体传播和放大社会风险,还关乎新闻的选择和叙述方式上的建构逻辑。除了纸媒、电视外,研究媒体与风险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电影、科幻小说、互联网等其他新媒介。     

政府:风险化解"三角"的主导因素——对杭州5.7交通肇事案的传播研究

面对社会风险,人们首先谈到的是媒体的作用.其实,媒体所报告的是事件、公众的态度以及公权力部门的处置措施.当然,媒体在报告过程中也有自己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事件的处理与发展有所影响.在构成风险与对风险有直接影响的--政府、公众与媒体--"三角"结构中,政府是关键,也是化解社会风险研究的重点.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模型研究——兼论疫情严重程度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健康危机为例,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研究公众的风险感知、风险传播行为的特点,以及疫情严重程度对上述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风险信息、疫情严重程度主要通过风险感知对公众的风险传播行为起作用,风险感知是该模型中多个因素对传播行为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变量;(2)疫情严重程度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和传播行为的调节作用部分被证实: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地域的公众对风险感知和参与风险传播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且主要存在于疫情较严重和疫情最严重地域的公众之间。     

立足政府—公众—媒体关系,共同应对拆迁风险

社会风险持续成为社会热点,而涉及普通老百姓“一生最大的财产”——房屋拆迁带来的风险和危机,近年来特别被全社会所关注.本文拟依托新闻传播学知识,借鉴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理论,研究解构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因为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国拆迁风险具有多因性、集群性、长期性和易复发等特性.本文从政府—公众—媒体三角关系入手究其原因,拆迁风险的成因包括政府制度不完善,公众信息渠道不畅,以及媒体报道不平衡等.希望借助本次研究,找到方法,让媒体能够携手政府和公众,共同化解拆迁风险,并对媒体参与社会风险化解的研究有所裨益.     

开放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目的 /意义]隐私信息泄露引发的社会问题屡见不鲜,严重侵犯了公众权益。识别和分析隐私风险控制的关键影响因素,对加速推动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方法 /过程]基于相关文献,构建开放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指标体系。再通过对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运用Dematel方法对开放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控制影响因素以及关键程度进行分析,从中心度与原因度两个维度揭示隐私风险的关键指标。[结果 /结论 ]开放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控制关键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开放数据平台设计、系统应用安全、隐私数据安全保护技术、基础设施、个人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网络攻击、管理者决策。最后,根据分析结论,为政府开放数据平台构建安全的隐私保护方案提供可行的建议。本研究力图丰富开放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控制的研究成果,为保护公众隐私信息安全提供参考。     

谁设置了媒体议程——食品安全风险事件中的媒体报道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公众的注意依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议程设置。那么谁又设置了媒体议程呢?本文采用议程设置理论,以2004年至2013年十间发生的23个食品安全风险事件为研究对象,选取北京市8家报纸的463篇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显示,在食品安全事件报道中,来自于政府的信息是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主要信息来源,政府议程可以设置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和态度;在相关食品安全报道中,存在可以设置其他媒体议程的精英媒体。     

网络传播与认知风险:社交媒体环境下的风险信息搜索行为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科技的发展不仅是衡量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催生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社交媒体的发展很大程度改变了风险传播的景观,使得风险认知和媒介信息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临近核电站建设区域社交媒体用户进行调查,旨在探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对受众风险信息搜索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考察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的质量对受众反应的作用过程。结果显示信息质量可以通过影响用户的风险认知、风险知识水平和自我效能三个变量影响其风险信息搜索行为,从而证明社交媒体所构建的信息环境会显著作用于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和行为反应。本研究的发现期待可以为风险传播中的有效公众沟通策略以及线上风险信息管理提供参考。     

社交媒体的风险放大、风险沟通与风险治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已经进入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到的“风险社会”.一方面,以社交媒体为主的新媒体为风险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盛行的环境下,信息发布的主体、信息数量、信息的敏感性和信息发布的时间都有可能放大风险.此外,社交媒体上关于风险事件的争鸣也会放大风险,而风险的化解则依赖于社交媒体的风险沟通和风险治理.     

风险社会危机信息的传播博弈

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中国无可避免地被裹抉其中且情势更为严峻.本文围绕风险社会危机信息的公开和发布,探索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基于不同利益诉求展开博弈的根源、理论背景及其现实状态,分析<突发事件应对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理念、相互关系及其对现实的影响,以期对危机信息的发布有所补益.     

由风险感知到集体行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社交媒体的摇摆使用与作用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倡导的集体防疫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交媒体作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在建构风险感知、动员公众参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的风险沟通研究多集中探讨个体层面的媒体使用、风险感知与防疫行为,缺乏对社会层面的观照;且多将社交媒体笼统考量,难以提出足够有针对性的沟通方案。有鉴于此,论文通过细分社交媒体、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类型,构建了“心理动机-媒体使用-风险感知-防疫行为”模型,在梳理疫情期间公众社交媒体摇摆使用行为及其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检验其对个体与社会层面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监测、社交、回避等动机会促使公众摇摆使用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和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从作用机制来看,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可直接影响或间接通过风险感知推动个体采取自我保护行为,并且配合集体防疫行动;而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仅可直接作用于集体防疫行动。另外,社会规范在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使用对集体防疫行动的作用路径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怒江事件”中的风险传播与决策民主

风险与决策相联系,科学、民主的风险决策离不开媒体的风险沟通。风险沟通从侧重风险教育、公关宣传的单向传播,走向注重公众参与的双向传播,促进风险决策的民主。云南怒江水电工程遭遇政府、民间与媒体的不同声音,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和符号意义,工程的搁置更是凸显了风险决策的民主。     

我国环境新闻报道的公众参与及调整——环境风险的视角

本论通过对2000-2010年上海环境热线网刊载的新闻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目前在环境新闻报道领域存在政府主导、公众"缺位"的明显不足.反观我国在环境风险控制中遇到一些现实困难,更需要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并构建"政府-媒体-公众"三位一体的协商体制,以尽力规避环境风险.     

中国媒介产业集聚的风险及其规避

随着我国媒体产业化和集团化发展,媒介产业集聚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基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聚经验及理论在指导中国实践时可能存在潜在风险:相关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唯市场论及产业集聚自身固有的风险等.因此,中国媒介产业集聚不仅需要本土化研究,更需要符合我国的媒介定位和政策.此外,还需通过产业优化等来规避中国媒介产业集聚发展中的风险.     

风险社会下传播秩序的重构

本文深入考察新传播技术环境下公众、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针对中国新媒介危机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本论文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具体措施,期望在风险社会中,通过三者关系的重构实现新媒体传播中公众、政府与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指出,在三者关系的重构过程中,公众和媒体并非总是被动和消极的,他们能够并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政府改革的步伐和社会制度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