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与木兰秋狝

康熙皇帝执政期间,北部边疆很不太平。沙俄殖民主义势力不断东侵,蚕食中国领土,严重威胁着中国北部边疆的安宁;厄鲁特蒙古之一部噶尔丹乘机勾结沙俄发动叛乱,企图称霸全蒙古。面对这种形势,为加强蒙古各部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以巩固国家统一,遏制沙俄进一步东侵和噶尔丹的叛乱活动,康熙皇帝在蒙古地区采取了推行盟旗制度,树立黄教中心,发展农牧业生产,实行满蒙通婚,建设驿站,木兰秋犭尔,兴建避暑山庄等一系列有效的、逐步把蒙古各部建成戍守祖国边疆坚强长城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其中,木兰秋犭尔和兴建避暑山庄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木兰本为…     

北方少数民族佛教文化传承——以承德外八庙为例

我国北方居住着满族、蒙古族、藏族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自古崇信佛教。承德是全国首批确立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康乾时期清政府为团结北部众少数民族,维护边疆地区安宁与稳定,尊重他们对佛教的崇信,在山庄周围兴建了十二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庙,成为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圣地。这些散落在山庄周围的皇家寺庙,积淀着深厚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极其丰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是内地与蒙古诸部在宗教方面直接联络的主要寺院,成为清政府宗教活动的中心。至今普宁寺仍在举行佛事活动,在北方影响巨大。这些寺庙融合多民族宗教建筑风格,供奉多而全,且造型艺术价值极高,大量佛像、碑刻、楹联等体现民族宗教文化的载体,不仅在我国北方地区、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极为罕见。因此,对如此深厚的民族宗教资源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避暑山庄乾隆三十六景——额联漫话(一)

丽正门额一 “丽正门”是乾隆（清高宗弘历）三十六景之第一景,建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原来此门偏东,经乾隆改建,定于现在的地方,是避暑山庄的正门。宏伟宽敞的宫门,筑门楼三间,朝南。门前有红照壁,还有一对石狮子雄踞于大门左右。门内东西各有官员们等候皇帝诏见的朝房,正对避暑山庄宫殿区的五间门殿,上面悬挂着康熙御题“避暑山庄”匾额。再往里去,就是清帝接见文武官员及少数民族王公贵族首领的正殿。每年夏秋之际,清帝来山庄避暑时,蒙古各部藩王都到这里来述职朝见,他们走进避暑山庄正门时,犹如拨云见日般欣喜欢快,乾隆为此门题额为:     

山庄周围寺庙群是清王朝塞外的佛教圣地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的汇通融合中,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之一,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清代康乾二帝,为怀柔蒙古诸部,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倡导佛教,在塞外兴建避暑山庄,并陆续在其周围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群,广泛开展有利于巩固边疆,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宗教活动,使山庄周围寺庙群成为清王朝塞外的佛教圣地,在清王朝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颂歌——“康乾盛世”避暑山庄诗作的文化价值述评

作为清朝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避暑山庄文化区域(外八庙、木兰围场、古北口和其他行宫)所形成康乾政治思想、社会制度内容的大量诗作,是一笔丰富的文化窖藏.尤其是避暑山庄文化的主导者康乾二帝及大批清宗室成员和扈从文臣感兴创作的揭示避暑山庄意义与思想及清帝心迹的诗歌,是避暑山庄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避暑山庄文化的精华所在.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政治作用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清王朝团结少数民族、巩固北部边疆、捍卫国家统一的重要政治活动场所。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康乾二帝，修建山庄、外八庙，开辟木兰围场，把庄严郑重的国家政治行为转化为行围、竞猎、育诵经、礼佛等宗教的、体育的、文化的、娱乐的、封赏的活动，发挥了强化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功用。     

避暑山庄文化反映“康乾盛世”政治与经济

"康乾盛世"是清代特定历史时期,其政治与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和繁荣,避暑山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盛世"时期的政治经济。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都能从这座地处塞外的皇家园林及其所开展的活动中,窥视其具体表现。     

发现教育之美——承德市德育“风景”绚丽多彩

承德,一座因山庄而兴的城市。公元1703年,康熙皇帝始建避暑山庄,原本鲜有人知的塞北小村落走进历史,成为清帝的"夏都"、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后来,雍正将此地赐名为"承德"。几年前,承德开展城市精神口号的征集评选活动,"承传文明、德行天下"毫无争议地当选,承德人对于家乡深厚历史文脉和崇德向善精神的高度认同感蕴含其中。     

避暑山庄形成过程的有关问题

清帝兴建避暑山庄，其决定因素是为巩固北部边疆，团结各族人民，但直接原因是为去温泉坐浴的方便。热河上营行宫是最早的行宫。避暑山庄在始建时称热河行宫，康熙五十年后称避暑山庄。康熙建园原则是自然天成，乾隆的建园原则是风流典雅。总的原则是教化天下。     

承德外八庙建筑风格及其象征意义

康乾年间,清政府为巩固北部边防,密切与蒙藏等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往来,在承德避暑山庄东北部山麓陆续修建了十二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寺庙。这些皇家寺庙,集中融合了我国汉、藏、蒙、维等各民族宗教建筑艺术风格,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充分体现我国多民族团结统一风貌的皇家寺院建筑群体,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承德外八庙通过模仿祖国边疆地区的著名寺庙的建筑形式,把一座座各具特色的喇嘛寺庙,呈半月形环列在避暑山庄的外围,从而塑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藏传佛教庙宇建筑群形象,形成一种体现我国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建筑形象的崭新格调。外八庙建筑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蕴意、宗教内涵,还寄寓了深远的象征意义。     

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避暑山庄中清帝重农思想解析

清代作为以农业立国的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生产。避暑山庄作为清代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清帝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居此理政。以康熙、乾隆为代表的清帝的重农思想在避暑山庄中同样有所体现。甫田丛樾、乐成阁等景观是重农思想的物化载体,还有他们大量的诗文都表达了清帝重农的思想。     

承德地区满族酒歌浅析

承德地区满族酒歌浅析杨文星承德是塞外山城，属“红山文化”区域，自周秦以来，先后为山戎、东胡、乌恒、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清朝入关后，先后在承德设置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使之一跃成为清政府第二个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的中心。因此，具...     

承德──多民族共建的家园

燕山丘谷中的-个小山村--热河上营．由于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皇帝的政治远见．在塞外开辟木兰围场．兴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经满蒙回汉各族人民３００年的团结建设．成为康乾盛世的第二政治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承德各民技人民在珠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奋斗．使她成为世界文化名城。     

承德在康乾盛世中的第二政治中心作用

康熙在承德营建避暑山庄直接原因是与健身祛病，而深层次原因是加强满、蒙、汉、藏、维各民族的文化情感交流，促进国家统一。乾隆继承康熙遗志，爷孙俩在承德活动达６６年之久，创康乾盛世。由于承德优越的地理位置，伴随盛世成为京城以外的政治中心。     

《避暑山庄御制诗联解读与品评》

正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避暑山庄御制诗联解读与品评》一书,2013年12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樊淑媛任学术顾问,于佩琴段钟嵘主编。平装,小16开,490页,轻型环保纸印刷,定价:65.00元。地处塞外的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最后完工,不仅规模宏伟,而且有观不尽的美景。康乾二帝在位时,几乎每年都来山庄"避喧听政",他们不仅以山庄为题材写诗作赋,而且还为山庄名景和山庄内外皇家寺庙题写了很多匾额与楹联,为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避暑山庄御制诗联解读与品评》的编     

避暑山庄与热河驻防

避暑山庄的兴建与热河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及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清前期皇帝重视“木兰秋祢”，避暑山庄成为清廷的第二政治中心，热河驻防因而显得尤为重要。清代热河驻防最高长官经历了驻防总管、热河副都统、热河都统的演变过程，其职能呈扩大化趋势。其中总管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外八庙始终是其重要职能。     

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

在有名的多伦会盟之后。康熙帝应允蒙古各部贵族的要求，选择多伦诺尔敕建汇宗寺钦定陈设布置。汇宗寺的建成，在清前期对加强蒙古地区的统治和民族团结。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多伦地区的宗教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中期复套述评

联系民族关系的河套地区 ,一直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地区之一。明朝中期蒙古诸部入套 ,对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明朝自成化至嘉靖年间多次计划复套 ,均未成功。随着鄂尔多斯部在河套的定居 ,明朝与蒙古封贡互市 ,同时 ,继续修筑边墙 ,以此来防御蒙古诸部的进攻     

避暑山庄与清代秋审勾决制

清制,每年的秋审斩犯,均需奏请皇帝“勾决”。因此,每年皇帝秋审勾决的时间大多在北巡、驻跸避暑山庄的过程中。避暑山庄既是清帝“避喧听政”的塞外宫苑,还是清帝处理秋审勾决的主要场所之一。     

纪念承德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中国·承德清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承德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而举办的中国·承德清史国际研讨会是"本世纪清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会议主要研讨了避暑山庄的历史发展及其地位与作用;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园林建筑艺术;避暑山庄兴建所反映出的清朝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及政策;木兰围场、避暑山庄的兴建与清朝对蒙古治理的关系及木兰秋狝衰败的原因;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研究等问题.此次研讨会大大拓展了避暑山庄研究的思路、领域,开阔了视野,必将推动着避暑山庄研究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对于清史研究的深入与清史编纂工作的开展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