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的新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本文主要从儒学在汉代形成的新内容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入手探讨其发展变化。儒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完善和适应社会潮流,形成自己新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亲政性、世俗化及制度化的特点,赢得独尊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同时,在汉代统一背景之下的儒学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在当时思想、道德、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巨大的整合作用,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代私学的社会功用

汉代私人讲学之风兴盛,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汉代私学比官学更好地完成了文化教育的传承任务,对汉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私学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推动了儒家经学的发展,影响了学风和士风、净化了社会风气,并为挽救东汉后期的社会危机做出了贡献,同时汉代私学还促进了门阀士族的形成。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汉代经学与藏书浅析

汉代经学与藏书相互促进，经学成为汉王朝政权统治的工具，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经学治世与藏书文化，对经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谣谚与世风

汉代谣谚是汉代民人对汉代社会历史状况的真切感受和真实写照，是反映和描述汉代历史的信史性资料。汉谣谚所包含的信息极为广泛，它几乎涵盖了汉史的所有领域。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汉代谣谚进行整理和研究．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来补充汉史研究的不足。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的创作与发展,和汉代经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正是在汉代经学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使得司马迁成功地创作了伟大的《史记》,成为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史书,为后代人所鉴赏与追逐,并且对人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司马迁借鉴其重要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逐步地超越和丰富了汉代经学知识的内容,使其更加完善、健全、思想开阔,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地向着文明前进。     

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

先秦典籍在汉代流传 ,经过了汉人不同程度的整理 ,甚至改造。传世的“群经诸子”,主要是汉人的文本。汉王朝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有利于儒学占主导地位 ,从而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学时代”。“经学时代”之形成 ,除了社会政治的“外因”,也有学术本身及发展的“内因”,那就是 :各学派的“同源异流”、“其务为治”,以及彼此间的“相生相灭”、“相反相成”,发展为各学派均“兼综”他家的自我调适。从而形成新的学术“整合”。汉代新的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     

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两汉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汉代诸子与经学》

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曾以东汉儒家的发展为例，提出：“东汉时期儒学以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即‘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是融合百家之学的精神，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汉代起，经学便成为儒学基本思想学术内容的主要构件。此后，经学就如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一样，作为一门独立的思想学术形态，跻身于学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汉代经学的著述可谓是汗牛充栋，王继训教授的《汉代诸子与经学》独辟蹊径，以汉代经学发展为主线，     

汉代的少年郎官

少年郎官作为汉代官僚系统中特殊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于汉代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在汉代大倡儒学和重视对官员进行优抚的背景下,或以察举、考试入仕,或因父子、外戚为郎,出入禁中,参机要政,入可升迁高级官吏,出可调任地方守令,而且很多人日后成为左右汉代历史命运的权臣。少年郎官以其特殊的禀赋资质,影响着汉代历史的发展,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汉代家庭教育管见

汉代家庭教育有多种形式,除日常生活常规培养和道德教育外,还有胎教、儿童入学前的早期教育和女子教育及一些家世相传的学术技艺。社会经济的繁荣,纸的发明,是汉代家庭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汉代崇德的文教政策,为家庭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身、齐家”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教育作用认识的深化,是汉代家庭教育兴盛的思想基础。家学的承继,是全人家庭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因。争相读经入仕,是汉代家庭教育兴盛的动力。以“三纲五常”说教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支配着整个教育,家庭教育亦深受其影响。家庭教育与官方经学教育相互沟通,是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官方经学教育的兴盛,推动了家庭教育的发展;家庭教育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经学的传播。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路径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的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这样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儒生的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经学思想政治化与经学信仰大众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论汉代的家学

汉代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无论从家学的内容上,抑或从家学的形式上都起了奠基的作用。其时的家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经学已在家庭文化知识的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是教育对象不限于家庭成员,具有开放性;三是妇女也能接受家学教育。汉代的家学在传承社会文化,培养造就各种专门人才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

儒家学说由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转变为汉代经学 ,其中有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规律。考察先秦儒家道论 ,可以看出 ,孔孟之道重在日常的人伦践履 ,荀子论道更强调其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 ,《易传》则通过道、意、言的关系 ,把道与儒家经书紧密结合起来 ,突出了经书的真理性。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道论 ,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论和“微言大义”的经学解释学 ,为汉代经学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狱吏与汉代司法系统

司法从属于行政,这历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汉代各级政府中均设有专门负责司法的掾吏．我们统称之为“狱吏”,他们是汉代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王朝对这些狱吏十分重视．贵治狱之吏为汉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汉代．这些“狱吏”不仅在司法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影响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对汉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谶纬与汉代童谣

谶纬是汉代的一个重要思潮.它对汉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从谶纬的思想基础、童谣的起源、谶纬对汉代童谣的渗透、谶纬化的童谣对汉代政治的影响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谶纬和汉代童谣的关系,以及它对童谣和政治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汉代经学与文学批评

在经师与君主的共同推动下,经学成为汉代文化的主流,经师及君主也成为汉代思想及文学建设中的权威。经师及君主以经学干预文学,不但对朝政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支配着文学价值观的生成,乃至于经学成为文学思想表达的最高准则,文学追求的最高标准。汉代是宗教神学信仰的时代,汉代文学创作的走向及文学批评的提出与礼乐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序》是汉代诗学的重要收获,近年来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把《诗序》视为汉代经学视野下的诗学理论,是汉代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收获。辞赋是汉代最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家在从事辞赋创作的同时对辞赋进行了理论探索及批评。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赋心"说;扬雄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论断;班固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汉赋的来源及内容与形式等。除此之外,班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司马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主要保存在《史记》之中。司马迁以六经为价值评判尺度,对历史上的文学家进行了文学批评,并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的进一步阐释下,"发愤"作为专用名词列入了文艺理论的殿堂。王充的文学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衡》的篇目中。王充从文章批判入手,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王充的文学批评及主张对后世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     

福祸并存：汉代丧事对社会的影响

丧事作为汉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从家庭角度看,丧事打乱了正常的生活生产节奏,消耗了家庭财富,对家庭发展有推动或阻碍作用。从死者人际关系看,死者的亲朋、乡邻等相关人员奔丧送葬,以及向丧家赠送财物助丧,可能占用工作时间,增加日常支出,此外,死者的妻妾、仆役可能为其殉葬。从国家角度看,厚葬劳民伤财,促使国家制定律令制度以纠正丧葬行为,同时,丧事带动了市场经济发展,对维护统治具有积极作用。总之,汉代丧事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亦有弊,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对其展开研究,可为全面认识汉代社会生活提供相应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