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动态计量检验

使用VAR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从外部冲击视角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农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对城镇居民收入的作用要先于并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全国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并且对前者的影响周期要大于后者.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动与人力资本投资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1985～2005年全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理论,对中国农村、城镇的居民收入变动及分别与之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居民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却不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原因.另外,城镇、城乡收入差距和与之相应的投资及投资差距二者不存在显著的Granger关系.     

论增加农民收入与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提高,结构优化,总消费量的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等特征突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区域之间,人群和消费的贡献率下降。成本等方面的教育,基础设施和信用约束,三大制约农民收入,也限制了扩大农村消费。同时,面对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农村消费也在农村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问题的间接控制。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的出发点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相对的大幅增长是进一步提高其消费能力,因此建议:金融和基础设施、教育要三大差别化投资支持方案,重点提升在中西部地区,在收入和消费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促进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利于农业产业链模式的农民,创造一个有利于现代农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促进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切实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基于聚类分析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变化

通过运用SPSS软件中的聚类方法,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我国居民（包括城市与农村）收入在增加,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区域收入不平衡的特点。表明改革开放给我国居民带来实惠,国家政策对人民生活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已经开始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相对贫困效应研究

从宏观视角廓清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及作用机理,识别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农村相对贫困减缓效应,是一项重要研究议题。本文基于2011—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与省级面板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减缓了农村相对贫困水平。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收入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减缓农村相对贫困水平;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率、使用深度、支付指数、保险指数、信用指数和金融数字化进程也能通过上述途径发挥农村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挥收入结构效应改善收入分配状态,且经营性收入结构和财产性收入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相对贫困中发挥主要作用。     

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STAR模型的实证研究

结合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非线性平滑转移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农村小额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不同区置间的不同影响:当农村小额信贷增长率小于位置参数时,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当有限;而当农村小额信贷增长率越过位置参数时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变得非常显著。因此,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小额信贷增长率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显著增长。     

基于典型调查的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及建议

文章基于国务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项目调查,归纳出目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难题,深入探讨未来五年我国全面脱贫的政策创新与对策建议,为"十三五"期间更好地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指导,为实现精准脱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供理论参考。典型调查发现:目前以收入作为贫困户唯一识别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3.1%的受访农户认为建档立卡工作中漏掉了部分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户;贫困村脱贫与返贫现象同时存在,缺乏对脱贫人口的动态跟踪与精准管理;扶贫资金满足不了地方需求,用途分散,约束多;基层扶贫机构不健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不够完善。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1)加快建立健全贫困识别和动态监测体系,因地制宜地推进精准扶贫;(2)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将审批权限下放,责权到县;(3)加强基层扶贫队伍建设,引入扶贫专职公务员;(4)关注贫困个体、贫困区域的协同发展,未来扶贫时序应突出"一前一后";(5)发挥地方优势,突出产业扶贫和解决劳务输出;(6)试点先行,探索我国可持续精准扶贫之路。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村人力资本模型的构建

随着我国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受到了很大的关注,然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必然要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但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是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方法,分析农村人力资本增长问题,将农村人力资本的增长作为一个大的动态的复杂反馈系统,确定系统要素与目标,通过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建立农村人力资本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我国农村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贫困脆弱性视阈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促进贫困户实现脱贫的重要路径,引导农地有序流转对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以农户未来陷入贫困风险为贫困的测量指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研究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在贫困脆弱性视阈下,分别以中国现行贫困标准和0.3贫困脆弱临界值标准,仍有22.3%农村居民群体处于贫困状态,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脆弱性水平分别为0.295和0.258,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②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通过PSM方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③农地流转的农业产值增长效应达0.573,农地流转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农业产值降低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为此,提出了加强深度贫困区扶贫力度,提高深度贫困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培育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等对策建议。     

基于明瑟收益模型的西部农村教育收益率研究

教育收益率的高低既是教育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具体体现,也是引导个人投资教育的重要依据。本文运用明瑟收益率模型对我国西部农村不同文化程度下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分类测定。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文化层次农村居民收入的构成差异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以及非农业经济的发展是推动西部农村教育收益率提高的重要力量,且在非农业收入水平上,文化层次越高,非农业经济收入也随之提高。     

2012年临安市农村居民健康教育需要和利用调查

目的:为了了解临安市农村居民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健康教育需求现状和健康教育利用的状况,为改善农村健康教育提供帮助。方法:2012年,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临安市抽取部分农村居民进行调查。结果:(1)农村居民对大多数疾病的知晓率不是很高;(2)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量比较大;(3)农村居民的有病不医现象还比较严重;结论:农村居民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不高,农村居民的卫生服务需要量大,但利用率较低,农村健康教育的利用主要在村卫生室。所以应该开展健康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农村健康教育的利用。     

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投资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贡献率研究——基于西北五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结合西北五省区新农村建设投资、农村居民收入及消费的相关数据,对新农村建设投资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及省际异质程度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结论表明:西北五省区新农村建设投资通过农村居民纯收入、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外因素三种途径实现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三种途径在各省际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对新农村建设投资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出台提供理论支撑。     

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对策

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同时应丰富农村居民消费内容促使消费结构升级,积极改善农村相对落后的消费环境,并快速推进小城镇建设以形成农村消费中心.     

农业技术进步的农民增收效应:来自中国14个农业大省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14个农业大省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混合O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差分GMM等估计方法研究技术进步分别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的农民增收效应显著。从农民收入构成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最大,然后是工资性收入;财政支农和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加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提高,但却不利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据此,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重点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增收的长期效应入手,同时也要综合考虑财政支农和农村人力资本等影响因素,多管齐下保障农民增收,共同破解农民增收缓慢的瓶颈。     

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对策

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同时应丰富农村居民消费内容促使消费结构升级,积极改善农村相对落后的消费环境,并快速推进小城镇建设以形成农村消费中心。     

人力资本三维要素与城乡减贫成效差异——基于CHNS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截面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研究了人力资本三维要素(健康、教育和工作经验)对中国农村与城镇居民贫困的影响及差异。结果发现:2000~2006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但中国城镇贫困发生率却在上升;基于收入增长的视角,健康、教育和工作经验的提高,都有利于农村、城镇居民增收,但不同要素的减贫成效存在差异;基于收入差距缩小的视角,教育和工作经验都有缩小农村贫困、非贫困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健康的系数差检验却不显著,而对于城镇居民,只有教育才具有缩小城镇贫困、非贫困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     

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区域模式与可持续途径

目前我国仍有超过7 000万的贫困人口,且区域分布广、贫困程度深。促进贫困地区的转型发展、贫困群体的生计改善,直接关系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我国基本地理国情,深入探讨农村贫困问题的地域生成机制,梳理精准扶贫的区域模式,提出加快精准脱贫的可持续途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贫困发生机制和减贫的基本模式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应着眼于区域转型发展过程来着力破解贫困问题;需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区域政策体系、产业政策体系、土地政策体系,着力建立和完善以区域发展助推贫困农户脱贫解困的传导机制。     

四川省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影响我国四川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再运用实证方法对四川农民1992-2007年的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了影响四川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该模型验证不仅为预测四川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趋势提供了工具,而且为四川农村地区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建议。     

就地城市化对农村老年人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制度、家庭和经济是影响两性平等并使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观念影响,女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低于男性,导致了两性间的收入不平等,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晚年生活更易陷入贫困。在新城镇建设中,大城市郊区的就地城市化对传统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带来了重大冲击,社会保障成为这些地区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调查显示,两性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仍然存在,经济独立性差仍是女性农村老年人的主要社会经济特征,并且贫困女性老年人的保障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在就地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养老政策体系的性别公平设计,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对女性农村老年人收入的支持度,才能推进两性获得同等的养老权益。     

科技进步、人力资本与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贫困发生率、贫困差距指数和总体贫困指数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利用2000—2012年西部6省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研究发现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的正影响,同时市场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也有利于贫困减缓,而收入分配和农业比重不利于贫困减缓,经济增长和公共支出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可把科技作为西部地区农村减贫的重要基础和长效机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把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农村减贫的战略手段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