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藏黑水城《佛顶心观音经》相关问题考论

《佛顶心观音经》是唐中期以后出现的疑伪经,共三卷,每卷内容独立,名称不同,主要宣扬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诸多功德和灵验故事.其不同版本在敦煌、黑水城、应县木塔和房山石经等皆有保存.随着《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刊布,学者陆续整理出20多个编号的西夏文《佛顶心观音经》残叶.本文对英藏西夏文《佛顶心观音经》某些残叶进行定名补正和缀合,《佛顶心观音经》的内容模式主要借鉴了唐智通、伽梵达摩、菩提流志等译观音经典.晚唐、五代以后,此经广泛流行于北方地区,传入西夏后,在仁孝天盛十七年(1165)之前被僧人法律翻译成西夏文,汉、夏文本在境内都有传播.     

遂宁观音文化的源流特点及价值

就本质而言,观音文化,就是慈悲文化,就是“爱”的传播.观音信仰是佛教精神的集中体现,观音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慈悲,给予众生利乐为慈,拔出众生苦根为悲.观音无我之智的慈悲文化是拯救人类三大危机的良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观音慈悲文化是救世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莫高窟275窟交脚菩萨像与犍陀罗诸先例(摘要)

莫高窟北凉时代275窟西壁,本尊为头戴化佛冠之交脚菩萨像。云冈等石窟的交脚菩萨像造像铭中均记尊名为弥勒。因此,中国的交脚菩萨一般均称之为弥勒菩萨。此外,交脚菩萨像宝冠处有化佛者亦有多例。化佛为观音的标志。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说:“其天宝观有百万亿色,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弥勒头戴化佛似不奇怪,但弥勒经典中根本没有涉及弥勒的姿势。交脚坐势与弥勒之关联仅见于上述北魏以后造像铭。那么中国早期造像的范例犍陀罗菩萨像又是怎样的呢?     

观音救难信仰形成的过程

观音是大乘佛教里的一位菩萨,传到中国以后,地位大为提高,成为救苦救难的救济之神、佛陀救济精神的体现者,在民众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印度的观音信仰与波罗门教的双马童传说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观音的身世、现化,灵感、道场。     

祈向元意:中国经学解释学基本阐释向度论

中国经学-以贯之的对经典本旨的寻绎和对圣贤之意的坚守,无不充分表明,中国经学解释学基本的和主要的解释取向是原意观.或者说,中国经学解释史一脉相承的通诂考信的理解方式本质上就是原意观的方法表征.质言之,经典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它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更是我们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集体符号.在数千年的艰难岁月里,经典始终处于历史向心力的核心,凝聚并引领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而这种信仰显然依赖于我们对经典的作者--圣贤元意的执著与守护.     

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

敦煌石窟艺术中绘制和塑造了大量的观音形象.现有《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共29铺,绢画7幅,纸画5卷.绘制时间,起于隋代,盛于唐、五代、宋,下迄西夏,历时六百余年.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佛教艺术与观音信仰等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一《法华经》的翻译与《观音经》的出现《法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个重要的译本.最早翻     

“甘露施饿鬼、七宝施贫儿”图像考释

在密教观音造像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组对称出现的"甘露施饿鬼"、"七宝施贫儿"图像,主要出现在千手千眼观音像和十一面观音像中,这组图像在密教经典中并无明确记载。本文考察了图像的经典依据,认为是受到《千手千眼观音经》、《十一面观音经》、《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等密教经典的多重影响,而非来自某一特定密教经典。     

图像的层累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完整再现 ——莫高窟第395窟研究之一

莫高窟第395窟开凿于隋代,后经重修.甬道南北两壁为五代志公画像和毗沙门天王像,主室南北两壁为西夏观音经变之救助八难,主尊为阿弥陀佛.经研究发现,甬道主题是观世音菩萨之三十三种变化身,和主室观世音菩萨救助八难,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变.虽然经过五代和西夏两次重修,但是洞窟设计理念却保持一致,这可能与西夏时期盛行的法华信仰与志公和尚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研究也意在揭示重修洞窟研究的重要价值.     

关于中国天台宗《观音经》的注释

考察了中国天台宗关于《观音经》(《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注释书《观音玄义》《观音义疏》《法华文句》之《观音品》注的内容。对佐藤哲英、平井俊荣所说的吉藏说的影响问题、注释书的成立问题、各注释书的构成与内容做了简单介绍。     

从洱海地区的观音信仰看外域文化的影响

观音信仰是洱海区域佛教信仰的重要特征。从观音信仰上可以看到中原、西藏和印缅佛教对洱海区域佛教的熏染。洱海区域悠久的佛教文化产生了分布广泛的观音庙宇、多姿多彩的观音造像、变异的观音经典和神话传说。观音信仰对洱海区域的佛教传播,起着比较深刻的影响。     

“中国观音文化之乡”探源

根据历代众多的历史文献记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民间观音文化习俗,保存至今的地面遗迹,以及近20年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从不同角度证明了遂宁就是中国观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遂宁因此被中国文联等国家权威机构命名为"中国观音文化之乡".     

人类科学中的新极限论(Ⅰ)

从新构建的基础理论学的角度,在无穷观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数量体系的理论框架中讨论人类科学中长期被忽视的现有极限论的基础问题,得到"经典无穷理论体系基础理论中的本质性缺陷决定了人类不可能在经典无穷理论体系的框架中构建科学的极限论,而新无穷观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新数谱的产生为极限论的体系性和基础理论奠定了新的、牢固的基础,决定了新极限论的产生"的明确结论.     

《太平经》空想观探析

《太平经》是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义,文中提出的“治太平均”、“共养万物”、稳定不变的生态平衡、中和自然的人类社会模式的思想,其实就是空想观的思想。     

唐代两京地区民间的观音信仰活动——以龙门石窟造像为中心

唐代两京地区的观音信仰活动中,尽管救苦型、净土型和杂密型的观音形象各不相同,普渡众生的侧重点不同,但民间对他们的诉求则渐趋一致,观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兼容性和流变性特点。唐代以后,随着三教合流的完成,佛教的八大门派渐趋衰落,观音信仰也完成了中国化的转变,中国自创的水月观音在民间占据了主流。     

莫高窟第45窟观音经变时代新探

敦煌莫高窟第45窟为代表窟,窟内南壁观音经变同属唐代艺术精品,学界传统认为该铺经变为盛唐作品,是在洞窟营建之初与其他盛唐壁画同时绘制.但是经过我们对洞窟营建的考察发现,第45窟作为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观音经变如同窟内其他几身中唐补绘的观音、地藏菩萨像一样,实为洞窟停工后由后人续修补绘作品.与窟内及其他窟相关的盛唐、中唐壁画作一比较,发现其确与盛唐壁画有所区别,却与中唐壁画有所联系.同时,作为当时独特背景下观音信仰的流行,观音经变的绘制也符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分析的结果表明,莫高窟第45窟南壁观音经变,不大可能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属于洞窟营建之初整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观念指导下的一部分,绘制于盛唐第一次营建之时,而应该是受吐蕃战争影响下洞窟停工后的续修补绘作品.具体的时间有可能是沙州陷蕃(786)前,仍属盛唐时期,但不会早于东壁门南补绘盛唐观音立像;也有可能晚到沙州陷蕃后的中唐时期.无论如何,该铺观音经变作为洞窟停工后由后人续修补绘作品是可以肯定的.但并不因此而否定或贬低该铺经变之艺术、历史、学术价值,它作为莫高窟唐代艺术之精品与代表作仍无疑问.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对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教学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在对现代主义教育观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目的观、课程观、教学过程观、教学方法观、师生观和教学评价观等,给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英语教学开启了新的思考方向和改革方向.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英语教学存在着不少问题,以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为指导,能给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英语教学提出一些尝试性的改革措施,使之能真正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图片上的历史

清代。故宫。绘在菩提树叶上的‘童子拜观音’。 观音又称观世音,是佛教信仰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一位菩萨。大约在两晋之际,对观世音的信仰就已经在社会上流行,历南北朝至隋唐,逐渐获得全社会普遍的信仰。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称观世音为观音。据称浙江普陀山为观     

谈大学教师的“三观”

大学教师的"三观"即大学教师的大学观、教育观、人才观. 大学教师的大学观简而述之,就是大学教师"关于大学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和理解.繁而述之,就是大学教师关于大学的理念、大学的要素、大学的功能、大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标是什么?如何办好一所大学等等.大学观是大学教师职业信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和鼓舞大学教师耕于斯、作于斯、求于斯、成于斯的意义所在.一个有着明确、清晰大学观的教师必然会在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实践中,为实现其大学观所构画的人生理想而孜孜追求和不懈奋斗.     

谈大学教师的『三观』

大学教师的“三观“即大学教师的大学观、教育观、人才观. 　　大学教师的大学观简而述之,就是大学教师“关于大学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和理解.繁而述之,就是大学教师关于大学的理念、大学的要素、大学的功能、大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标是什么?如何办好一所大学等等.大学观是大学教师职业信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和鼓舞大学教师耕于斯、作于斯、求于斯、成于斯的意义所在.一个有着明确、清晰大学观的教师必然会在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实践中,为实现其大学观所构画的人生理想而孜孜追求和不懈奋斗.……     

贺贻孙诗学观管窥

明末清初有一位很重要的诗论家,长期以来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所忽略,此人就是贺贻孙。贺贻孙字子翼,号“水田居士”,江西永新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卒年不详,但知卒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以后(据龙霖《贺贻孙略考》,刊《吉安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系爱国志士。清顺治初,“学使者慕其名,特列贡榜,避不就”;康熙时巡抚御史笪重光欲举之应博学鸿词荐,贻孙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乃剪发衣缁,结茅深山,无复能踪迹之者。”(上引均见《清史稿·列传》271)知人论世,贻孙的坎坷身世与民族感情,对其诗作与诗学观都有决定性影响。他不仅工诗文创作,亦有理论建树。《诗筏》是其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专著,《水田居文集》(下简称《文集》)中不少诗序亦颇有理论价值。我认为其它且勿论,仅就贺贻孙的诗学观的美学价值而言,以之与清初操守高洁、民族感情强烈的黄宗羲、顾炎武等相比亦无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