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出版研究所——谋求提升出版文化层次的智囊团

20世纪80年代,韩国出版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保障出版产业的平稳快速发展,不断提升出版文化的层次,韩国出版界要求成立出版专家团队——出版智囊团的呼声越来越高。顺应形势的需要,1984年大韩出版文化委员会开始酝酿出版智囊团的组织形式。1985年,大韩出版文化委员会成立     

韩国的出版团体——韩国杂志协会

韩国杂志协会（Korea Magazne Association,简称KMA）是韩国杂志行业最有代表性的团体。韩国杂志协会追求的目标是：“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促进不同言论的交流,推动杂志行业的发展,增进会员单位之间的相互理解,谋求彼此的和睦相处”。     

韩国的出版团体：大韩出版文化协会——韩国出版界有代表性的组织

1945年8月15日，韩国终于获得解放。当时的韩国，处在混沌无序、百废待兴的状态中，国民普遍思想活跃，观念开放，敢想敢干。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版行业也乘着“出版自由”的东风，大力开展出版活动。一时间，各种出版物充满韩国各地，以满足广大如饥似渴的读者的需求。出版业犹如脱缰的野马飞速发展，出版社的数量不断增加，书店、出版物批发公司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复苏。     

“客观同行评议”方法探索性研究——一种基于引文分析法的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方法

针对目前科研评价体系中对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引文分析法的"客观同行评议"方法,即在考察被引频次数量的基础上,通过筛选高质量评论性引文,结合这些引文的具体评价内容,实现对学术论文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客观评估。通过具体案例的演示对方法进行论证和详细说明。     

韩国的“电视家庭自动购物”销售——图书成为其他商品的“形象大使”

所谓“电视家庭自动购物”,就是商家利用电视这种媒体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同时性,通过向大多数消费者同时传播商品信息,消费者在自己家里就能轻松购买所需要的商品。简而言之,电视家庭自动购物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市场营销方式。在韩国,如果说起家庭自动购物,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电视家庭自动购物,由此可见这种营销方式的影响力之大。     

真实的“娱乐”——韩国娱乐节目初探

作为中国娱乐节目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韩国娱乐界在2008年呈现出一种更加真实娱乐的趋势。为了更好地认识韩国娱乐节目的制作规律,本文对韩国娱乐节目人物元素、时空元素和技术元素,结合具体节目,逐一进行创作分析。     

对“有害出版物”加以限制——韩国出版物伦理委员会的职责

韩国在当年的军事政权时代，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表现自由和出版自由。出版物是否存在批判现行国体政体、讽刺当权的高官显贵、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鼓吹上街游行和静坐示威、渲染凶杀暴力和色情淫秽等内容，全部由警察局或检察院单方面做判断。一旦认定某个出版物有以上“犯忌”的内容，作者及出版商将被逮捕甚至被枪毙；“闯祸”的出版物勒令送回原出版社立即销毁。这些出版物一般大众读者根本看不到。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韩国“中国学”文献交换的回顾与展望

中韩两国早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了友好往来,特别是两国建交后,中国国家馆与韩国各图书馆的文献交换呈现出良好趋势,而韩国“中国学”文献的交换又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视的一项业务工作。在此,做一个历史的回顾与展望,这对了解韩国“中国学”发展的脉络,做好今后的交换工作大有裨益。     

韩国第三届“南涯安春根出版文化奖”授予刘杲先生的颁奖词

新时期以来,我国与外国的出版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今年5月13日,韩国首尔举行第十三届国际出版学术会议期间,中国编辑学会名誉会长、本刊顾问刘杲先生荣获韩国第三届南涯安春根出版文化奖。安春根教授是韩国出版学创始人,1969年倡导创立韩国出版学会,并任会长。他著有《出版概论》《出版社会学》《韩国出版文化论》《韩国出版文化史大纲》和《杂志出版论》(中译本1993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等。1993年安春根逝世后,为纪念这位出版学者,设立了南涯安春根出版文化奖。该项奖共颁发了三届,授予三位国际知名出版学者,第一、二届分别授予日本出版学会原会长清水英夫和日本出版学者箕轮成男。现将授予刘杲先生奖牌上的颁奖词和刘杲在授奖大会上的答谢词,一并在本刊发表。答谢词的题目是编者加的,谨向刘杲先生祝贺并致谢。此外,刘杲先生已把所得奖金韩元500万元,兑换成人民币3.12万元,作为善款全部捐给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用于四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     

专业出版社的“跨界”与创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江西历史文化题材出版物述评

中国少儿出版重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近年“跨界”探索江西历史文化题材出版,形成了一定产品线布局与社会影响力.它立足江西文化历史资源,时刻了解时代脉动,与主旋律共振开发选题;顺应时代潮流,凸显少儿出版特色,以“轻出版”的书态形式呈现江西历史文化;编辑出版制作讲究,名家作者阵容与强有力编辑团队深度合作,打造特色板块精品.这也给专业出版社在竞争激烈、发展多元的出版情境下如何拓展自身提供了深长的启示.     

“互联网+出版”背景下的出版价值取向及出版方向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迁,我国出版业也在不断发展,出版形势、技术手段、出版体制等都在不断创新、不断改革。在“互联网+出版”的新时代背景下,出版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与发展需求,出版业必须在具有时代使命和文化坚守的基础上,有效推动出版创新。     

坚定文化自信践行“走出去”战略——浅谈对新时代医学出版“走出去”的思考

当今中国已经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向世界全面、真实、客观地介绍自己。为向全世界宣传、介绍、推广中国在医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成功经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人卫社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医学出版“走出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笔者在编辑出版和版权贸易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医学出版“走出去”也有了一些思考。     

文化资本及出版人“走出去”是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的最优路径

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首先需要鼓励内容创新,所出版的精品,可以吸引多国多地域读者阅读;其次出售版权仍然是当前图书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形式,主要购买方是当地的出版社,但由于版权分布较散,很难形成中国概念图书产品线品牌和中国文化品牌。解决问题的方向是鼓励更多中国出版企业输出文化资本,落地建立出版社,开发销售渠道,买受中国文化优秀图书版权,翻译制作适合本地读者的图书产品出版发行;最终路径的实现要靠人,译者、编辑、设计、营销必须使用海外本土专业人员,社长和总编辑可以派出,这样既可掌控选题方向又可使产品本土化,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最终目标。     

档案文化的力量——读《档案文化“成果观”和“规则观”》有感

文章在解读《档案文化"成果观"和"规则观"》一文的基础上,剖析文章所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探讨了当前档案文化研究的重点――档案文化力量及其实现途径。     

有“制作”无”创意”——尴尬的数码印刷印前

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已经明确将“印刷复制业”列为“文化产业”。同样地，将数码印刷行业定位于“服务行业“也成为业内不争的事实。“文化产业”和“服务行业”的定位给我们从业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在“血雨腥风”的价格战中立足，谋求发展，提供高增值服务、高品质产品？     

我国图书馆改革的基本走向——学习“十六”大报告有感

“十六大”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对于正确确定图书馆发展模式,确定图书馆与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图书馆的改革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发掘出版资源 展示文化特色——浅谈“走出去”出版物的特色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同哈萨克斯坦友谊桥出版社于2012年新年伊始签订合作协议,授权哈萨克斯坦友谊桥出版社在哈萨克斯坦出版发行《流蜜的巴扎》、《狼》、《鹰》、《骆驼》、《这里是新疆》、《新疆历史文明集萃》、《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哈     

创新，让“凤凰”飞起来——谈谈“凤凰文库”的成长与发展

我们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是2001年正式挂牌的,在7年的发展中,各项经济指标逐年攀升。2007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6项主要指标中,凤凰集团均排第一,获国家级奖项累计已超过100种,在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中,凤凰集团是两家入围集团     

翻译出版学视域下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基于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的思考

在翻译出版学视域下,翻译是出版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译者不仅需要关注翻译质量,还要考虑传播效果,翻译功能不限于传统译学中的翻译范畴,译者角色有待重新界定。文章通过总结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分析译者在翻译出版过程中的五种角色：选题阶段翻译出版主体的参与者、翻译阶段译作质量的把关者、编辑阶段出版团队的协调者、发行阶段译作传播的推介者、接收阶段译语受众的沟通者。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有助于译者更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提高翻译出版团队的运作效率,推动中华文化高质量“走出去”、高效率“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