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徽派刻书的进步——以《十竹斋书画谱》的成功为例

若论晚明徽派刻书艺术成就最高者,非《十竹斋书画谱》莫属.它代表了晚明时期书刻水平的巅峰,观同时期之书画刻书,莫有与之能较者.而从《十竹斋书画谱》雕刻所花费时间几乎横跨整个晚明徽派刻书进步时期来看,我们也能借此书一窥晚明时期徽派刻书的自我反思和进步过程.     

《十竹斋书画谱》多维探究

胡正言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版画家,他用饾版套印方法所刻的《十竹斋书画谱》代表着其水印木刻的最高成就。众学者只知推崇《十竹斋书画谱》在中国版画史上的贡献,而对此书的具体内容、成书时间、所用技术、形成经过、流通和版本情况、具体价值和重要影响缺乏系统认识。然而,从这几个方面深入研究此书,是最为迫切和最有意义的。
     

诗词画谱与晚明徽州版刻——以《诗馀画谱》为中心

作为兴起于晚明时期的一种新型出版物,诗词画谱既融通了文学与绘画两个艺术门类,又集中呈现了晚明徽州书坊的刊刻技艺与审美取向。晚明诗词画谱的繁荣,以《诗馀画谱》为发端。本文以《诗馀画谱》为中心,考察以《诗馀画谱》为代表的诗词画谱在版式设计、出版意图、刊刻工艺等多个方面的创新,重点探讨其版刻图像与书法的"临仿"手段,以此窥见晚明徽州版刻的审美风尚与文化趣味。     

胡正言所刻书二种

明末清初间,胡正言刻印的图书以纸墨精良闻名于世,除《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和《印存初集》等书外,就知见所及,他还校刻了不少书籍,下边介绍的是其中传本较稀的二种。《精选古今诗余醉》十五卷此书为明末潘游龙选,范文光参,胡正言校,每卷分别由陈珽、顾梦游、郭雍园等十五人各订正一卷,选录唐李白以下至明崇祯间陈继儒诸家长短句,间有选家的评语。卷     

清宫武英殿刻书

清代的宫廷刻书是在明宫廷刻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由内务府领导,世称“内府刻书”。因内府刻书以武英殿为刻书中心,所刻图书统称“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据统计,清代各朝刊刻的殿本书达七百余种,清宫武英殿刻书在清代的文化发展、历代典籍的保护、利用和传播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 清宫武英殿刻书处的设立 清代的宫廷刻书最早始于入关之前。清顺治三年(1646年),修成《大清律》,同年刊刻,次年颁行全国。这是目前所知清代入关后宫廷最早的刻书之一。刻书地点仍在明代宫廷刻书处“厂”,并利用原有工匠承办…     

胡正言与十竹斋

十竹斋是中国明代末年书画家、出版家胡正言制笺、印画、刻章、出版图籍的工作场所。本文在梳理胡正言生平的基础上,阐述了十竹斋的饾版、拱花技艺及其《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对日本的浮士绘版画创作产生的影响。     

晚清浙江书局刻书述略

浙江书局是晚清官办书局中规模较大、刻书最精的刻书机构之一,刊刻了大量经史子集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图书典籍。浙江书局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编辑校勘队伍,依托浙江藏书家和藏书楼众多的优势,再加上有充裕的刻书经费作保障,其所刻图书以精品著称于世。     

鲍廷博刻书理念述论

清代商人鲍廷博酷爱图籍,他集收藏、校勘、刻印于一身,收藏图书上万卷,内中多宋元精品。四库全书开馆,他拣选宋元善本呈献,受到朝廷的嘉奖。而他用毕生之力刊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收书广,刊刻精,为清代最有名的大型丛书之一。与一般的私家刻书不同,他的刻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皇帝顾眷的感恩,秉承先志,不是从刻书中获利,而是注重刻书品质,为乾嘉学者服务,创造图书精品。     

德化李氏木犀轩刻书考略

清代德化李氏木犀轩藏书,至李盛铎时为最盛,蜚声中外,为其刊刻书籍创造了良好条件。木犀轩刻书,由李明墀、李盛铎父子接续完成,先刻有《范家集略》《先正遗规》《四声切韵表》《敦拙堂诗集》《香苏山馆诗钞》5种,后刊有《木犀轩丛书》33种。木犀轩刻书具有鲜明特点,在底本选择上,求善而刊,注重罕见之稿本、珍稀之原本、精校之完本;在刊刻内容上,除了有关家风及乡邑先贤著述,大多为清代学者的经史撰著。木犀轩刻书在中国近代刻书史上书写了精彩篇章,为传承中国优秀典籍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基于蝴蝶装《十竹斋书画谱》的修复实践研究

以蝴蝶装《十竹斋书画谱》的修复为研究个案,从文献价值、损坏现状、修复材料、修复过程等方面介绍了该书的保存现状、破损特征和修复过程。重点论述修复技法、修复材料的选择以及修复流程。总结和思考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古籍的修复原则、修复理念、修复方案及修复的技术风险。     

毛晋与汲古阁刻书考略

毛晋一生执著刻书,出版数量巨大,是中国自雕板问世以来私家刻书最多者。本文在综合考查前人此方面介绍文献的基础上,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就毛晋及其刻书情况从多方位进行了考查,其中有一些新的发现,也阐述了个人的理解和观点。此外,针对十五集《津逮秘书》版本汇集特征做了一些介绍,也对《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所记录的内容作了补充。     

明清徽州刻书装帧摭谈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在中国古代出版发行史上留下了浓重绚烂的一笔。徽州刻工的精湛技艺、营销手段,加上独具风格的徽派刻书装帧竞争,为推动图书出版发行起到积极作用。本文就明清徽州刻书装帧艺术以及装帧竞争带动的出版繁荣进行分析,并就徽州刻书装帧给现代书籍装帧与出版发行带来的启示进行探讨。     

《古今书刻》浅说

《古今书刻》是明周弘祖编写的一部书目,著录明代刊刻的图书和明及前朝的石刻。该书以省为单位,是我国第一部按地域著录出版物的专题书目,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在中国目录学史乃至出版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论曾国藩的藏书与刻书

集藏书家与刻书家于一身的曾国藩,其藏书偏好与刻书理念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曾国藩藏书喜初印本,包括清代官刻初印本、清代大藏书家私刻初印本及套装书的初印单行本等。正是基于对初印本的热衷,以初印本为校刻底本是曾国藩刻书的首要原则。初印本颇为符合曾国藩“方肥清匀”的刻书审美,亦影响着金陵书局的刻书版式。而曾国藩的读书偏好亦是金陵书局选择刊刻书目的关键因素。作为金陵书局一把手的曾国藩,无论是在刻书版式的要求上,还是在刊刻书目的安排上,都对金陵书局有着直接的影响。金陵书局之所以颇有盛名,与曾国藩的藏刻书理念息息相关。     

元代书院藏书重要来源之一——书院刻书

从拨捐学田刻书经费充裕、刊刻书院教学和研究用书形成书院藏书一大特色,以及山长主持刻书质量精善等方面,阐述书院刻书成为书院藏书重要来源的问题。     

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以顾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

明嘉靖间无锡顾起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保留了关于刊刻进度、生产周期、雇佣劳动力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论文以该书为例,探讨了明中叶书籍刊刻中不同工种的配置比例,书版的刊刻效率,以及刻工的工作方式。认为书中保留的印刷劳动力信息虽然较为完整,但并不能体现当时典型的劳动力配置比例;刻书过程中刊版效率存在较大波动,但部分刻工在全力投入的阶段刊版效率与其他文献的记载大体吻合;奇字斋与刻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松散的,刻工同时还为其他出版者工作,刻工承接刻书任务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从该书提供的信息可一窥明中叶刻书作坊运作的方式与刻工的从业状态。     

《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版本考辨

清人汪士汉编有丛书《秘书廿一种》,在清代曾经多次刊印,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足见其流传之广。笔者通过对其中《白虎通》的版本调查,第一次将此书的版本刊刻顺序加以梳理,藉此以说明清代书坊刻书之复杂与一般官刻、私家刻书不同,不可忽视,以期为日后清代书坊刻书研究提供借鉴。     

元代湖南的雕板刻书

元代政府机关很重视刻书事业,中央机关刻书者有兴文署、艺文监(包括艺林库、广成局)、太医院等.地方的各路、府、州、郡县儒学和书院也大量刊刻古书.由于官家倡导刻书在先,故私家、书坊刻书也随之风行全国,使刻书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元代湖南的雕版印书事业,一承两宋遗风,二仰中央倡导,时间虽只九十余年,仍刊刻了一批古书.留存于今者有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增补六臣注文选》六十卷、《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尹文子》二卷、《说苑》二十卷.清泉(衡阳)刘祥卿刻本《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     

论清代"扬州二马"的刻书特色

"扬州二马"集收藏、校勘、刻印于一身,一生中收藏刻印了大量图书.其刻书特色主要体现在:追求功德美名的刻书目的观,服务学术的文化价值观,收藏、刊刻、鉴赏三位一体的刻书资源观,奉儒术为正统的刻书选题观,追求精品的刻书质量观.     

由吴嘉谟纂刻《孔圣家语图》谈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

吴嘉谟作为晚明科举士子中的一员，纂刻《孔圣家语图》不仅具有个人特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时代普适性，充分反映了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家语图》初刻于万历十七年，后经吴氏增改，通行本方才付梓。在尊孔重儒、明黜异学的时代背景下，吴氏出于自觉的卫道精神及其欲借刻书以图仕进的私人因素，纂刻《家语图》便在情理之中，这对认识明代大量刊刻儒书的现象不无启发。《家语图》并非吴氏所标榜的“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实乃吴氏拼凑而成，由此可窥探晚明刻书伪窃之风。是书刊成后，多有衍生本出现，并一直流行至今。一方面与世人轻信吴氏之言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具有一定的文献、艺术与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