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双重性——从《谢利》中女性形象的激进和保守谈起

夏洛蒂·勃朗特的《谢利》是一部代表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品通过富有美丽的女领主谢利和贫穷秀丽的寄养女卡罗琳对生活、爱情、婚姻的思考和追求,表达她们在男权社会里追求独立自主,追求罗曼蒂克式爱情婚姻的呼声,展现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通过她们在爱情和婚姻现实中,对男权社会秩序规范下意识地融入或消极妥协,揭示她们保守的一面。夏洛蒂·勃朗特在《谢利》中的女性形象集激进与保守于一身,具有双重性。     

凌淑华笔下的旧式女性探寻——《中秋晚》中敬仁太太形象分析

团圆鸭、祭祀的花瓶成为敬仁太太认为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她在心理受阻、自我压抑中把它们上升为一种精神的自我图腾。她的这种精神的自我图腾源自于中国男权文化社会遗留下的女性依附意识和女性对婚姻安全感的缺乏,作者借此来唤醒旧式妇女的主体意识,希望她们觉醒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论四大传说中女性意识的自觉觉醒

女性话题是一个永远也聊不完的话题，四大传说中祝英台、孟姜女、白娘子和织女四位女性对于自己的地位、命运并非一味逆来顺受，而是体现出一种自觉觉醒的女性意识。她们一方面对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采取了主动之势，另一方面她们对黑暗的封建伦理与制度采取了抗争的方式。四位女性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叛逆的性格，但这种自觉觉醒尚不彻底。     

论《旧约圣经》中的希伯来女性及其女性观

《旧约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一方面把女性降低到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强调男女的不可分离,这决定了现实生活中古代希伯来女性地位的双重性。她们生活于父权社会中,受父权与夫权的支配,在宗教生活中被视为不洁净的人。但古代希伯来人也认识到女性的不可缺少,使女性在婚姻与家庭生活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保护。《旧约圣经》中所包含的女性观,成为基督教女性观的主要思想渊源之一。     

论简·奥斯丁小说中“等待的艺术“

本文认为:1.奥斯丁的小说通过对没有财产的妇女在婚姻问题上不能独立自主而必须"等待"的描写,揭示了女性本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2."有钱的单身汉"在婚姻问题上有条件不受金钱的制约而能够自由选择,无须"等待",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和经济具有巨大的支配作用;3.作者对两种不肯"等待"走向极端的婚姻关系进行讽刺和批判,进一步表明她理想中的婚姻模式应是以经济为基础以爱情为前提的婚姻。     

论简·奥斯丁小说中"等待的艺术"

本文认为:1.奥斯丁的小说通过对没有财产的妇女在婚姻问题上不能独立自主而必须"等待"的描写,揭示了女性本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2."有钱的单身汉"在婚姻问题上有条件不受金钱的制约而能够自由选择,无须"等待",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和经济具有巨大的支配作用;3.作者对两种不肯"等待"走向极端的婚姻关系进行讽刺和批判,进一步表明她理想中的婚姻模式应是以经济为基础以爱情为前提的婚姻.     

《爱玛》与《傲慢与偏见》中“她们”的教育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简·奥斯汀一直关注英国女性面临的婚姻、爱情、教育等问题,在《爱玛》和《傲慢与偏见》这两部小说中,奥斯汀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致入微的描述向读者再现了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状况.在男性统治的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定位是“好妻子,好母亲”,她们主要的出路是婚姻,她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体面的婚姻,她们接受教育的途径主要是家庭或寄宿学校,而她们所学的知识或技艺只是一种婚姻市场所需要的装饰品,既肤浅又无用.     

我的婚姻谁作主——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离婚、再婚情节谈起

作为中国古代女性,丈夫的死亡和遭丈夫休弃都是不幸的。在面临这一境遇时,从法律角度。她们大多可以自由选择再嫁或是守节,这种选择行为从表面看来可以由她们自己来操作,但选择的背后却有着太多牵绊,使女性无法作出忠实于自身感受的决定。当女性对婚姻的选择无法忠实于自身感受。而只能以寻求男性和家庭作为依靠为目的时,那么女性就永远无法成为自己婚姻真正的主人。     

悲喜殊同——中唐爱情传奇中女性命运探究

唐代爱情传奇被誉为唐代传奇中成就最高者。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号称中唐＂三大爱情传奇＂。小说中的三位女子李娃、莺莺、霍小玉皆为美而多才、积极追求爱情婚姻幸福的女性。然而她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一个皆大欢喜,一个则另嫁他人,一个以死殉情。正是因为三位女性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生活经历,导致她们命运迥异。而这迥异的命运却共同折射出一个制度森严、冷酷无情的封建社会。     

《十八春》女性命运分析

张爱玲在《十八春》中表现出对中国现代女性命运的思考。女性悲剧命运集中表现为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不单单在生存上、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对男性的巨大依赖。她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追求幸福的方式也是多样的,但最终都逃脱不了悲剧性的命运。张爱玲在《十八春》中描摹了众多的女性,从不同侧面分析了她们悲剧命运背后的根源。顾曼桢和石翠芝代表了那个时期女性意识的萌芽,顾曼璐是一个被奴化的女性典型。而顾太太和沈太太作为两个母亲,张爱玲把她们作为凡人来写,这一改母亲在大众心中的伟大傲岸形象,张爱玲甚至把一些丑化的痕迹留在了她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