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小说"碎片化"写作:颠覆传统叙述的整体性

"元小说"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传统小说艺术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碎片化"叙述是元叙述解构现实主义写作成规的叙述语言变异之一,它颠覆了传统叙述的整体性并进而消解这一叙述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文章以马原等先锋派作家作品为例,依据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导出元小说叙述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碎片化叙述语言变异特征.     

礼拜六的沉浮——现代小说史写作的"雅俗"观

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中,对现代小说发展历史面貌、通俗小说的容纳、涵盖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是视五四小说为自足的系统,拒绝或部分容纳通俗小说;另一种是认为雅俗相加才是"现代小说",致力于独立通俗小说发展历程的勾勒;还有一种是强调雅俗对峙的"整体"现代小说特征,力图描绘雅俗互动与融合.这些小说史都存在一些问题,如雅俗二元对立模式,站在精英文化立场评价通俗小说等.     

"搞不好"的新义

从旧词的核心意义出发引出新意义即旧词新义.在信息化文化浪潮的席卷下,汉语言文字的本体功能被不断发掘和延伸,一些词条被注入新义并在大众间传播使用.旧词产生新义是经济原则在语言中的体现,是由于词汇系统内部自我调整而产生的,它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和语用因素密不可分.(宋培杰,2004)旧词被赋予新义的过程往往是不容易被观察到的.本文主要叙述笔者观察到的"搞不好"一词的词义泛化现象.     

元素及其化合物中的"特殊点"

化学主要是研究元素及其化合物变化的一般规律.但在一般规律的背后,往往存在许多特殊点,而这些特殊点多是高考考查的要点.现对元素及其化合物中常见特殊点简要总结如下.1　特殊元素1)3种元素的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两两之间皆能反应生成盐和水,其中一种元素必为Al.2)不存在     

再论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与言小说各有不同的源流,古代通俗小说除与言小说有相同的侧重志怪与传奇这特征外,更表现出劝诫性和叙述方法多样化之特征。     

关于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思考

长期以来,革命往往与腥风血雨相联系,而近两年来独联体国家相继爆发的“颜色革命”似乎赋予了革命温柔的特色。但这种温柔革命的背后则折射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无论什么形式的革命,其深层原因无不是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产物;“颜色革命”尽管代表了普通民众渴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被反对派所利用;“颜色革命”的实质是“街头政治”,其背后依然被西方国家所操纵,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的继续;“颜色革命”既未能改变经济贫困、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现状,也难以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立言不朽——清中叶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与小说观念的变化

清代中叶,大批文人以通俗小说来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理解,通过小说世界的虚拟来抒写自己的抱负,表达自己的牢骚与感伤,通俗小说成为文人表现自我的重要媒介。传统诗文的抒情言志因素被引入通俗小说,使得通俗小说具有了文人品格。文人们将通俗小说视为"立言"之一种,当作可以藏之名山的著述。这些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被称为"文人小说"。清代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进程也是通俗小说走向真正的独立成熟的过程。     

孙楷第与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发展

通俗小说历来被文人士大夫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因此官方并不重视对通俗小说的著录,目录学史上缺乏专门著录通俗小说的专科目录。然而到了近代,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始,经过历代学者不懈努力,直至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的专科目录正式形成,即孙恺第先生所编辑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文章将首先探讨孙先生之前,对于通俗小说的著录情况;其次,浅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著录通俗小说书目方法上的继承和创新;最后,简略分析孙楷第以及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目录学学术和目录学史层面的地位。     

古代小说中诚信观念与复仇主题的内在联系论略--以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中，诚实、忠义、信义、信用等都作为作家歌颂的主题。同儒家提倡的仁心与佛家的自律精神相一致。但当诚信观念被践踏时，便会催生出复仇这一承栽着人类恩怨的情感历程。这是因为当诚实与信义被践踏、被背弃时，受到伤害的一方基于被愚弄的愤怒以及被伤害的仇恨而实行报复，背信弃义的受害者往往会变成复仇主体，这样诚信观念与复仇主体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马瑞辰谪戍东北考辨

马瑞辰一生曾有两次谪戍经历,一次是谪戍盛京,一次是谪戍黑龙江。然而,马瑞辰的各种传记资料对这两次谪戍经历的介绍往往都是语焉不详,甚至存在着误解。详考马瑞辰两次谪戍东北的前因后果及其经历始末,看似偶然的背后,却潜藏着个性的必然。     

虚构与叙述方式--兼谈历史编纂与叙事文学在叙述方式上的分野

作为叙事文学范畴的“虚构”,可进一步区分为题材意义上的虚构和叙述方式意义上的虚构。在“非虚构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新新闻小说等)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中(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质论诗学中,判定叙事文学的文学性的根本性的标准无疑是虚构性),其“非虚构”当是就题材上说的,其“文学”(虚构性)则是就叙述方式上说的。由于它在叙述方式上,主要采用的是显示、场景叙述,故其虚构性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有关这类文体是否容许适当虚构或其虚构性的限度如何把握之类问题的讨论,由于未区分题材学上的虚构和叙述学上的虚构,致使其讨诊在文体理论的建设上收效甚微。     

不可虚构原则与叙述方式——从叙述学视域看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规定性

虚构,既是一个故事材料问题,也是一个叙述方式问题。面对同样的非虚构题材,因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会一定程度地发生实录与虚构分野。因此,报告文学的生命线———不可虚构性,不仅应该从其对象的真实性中去寻找,还应该从叙述本身的真实性中去寻找。同时,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也不仅是叙述对象范畴,还应该从写作姿态、叙述方式上理解。因而,不是＂展现＂（showing）式叙述,而是以作为叙述者的记者的行走、采访等＂在场＂的＂讲述＂（telling）式叙述构成其主导性的叙述方式。这应该成为报告文学文体叙事学的基本规定性。     

周大新小说论

在周大新小说中，比民俗文化更具审美价值的是其主要人物在苦难中所表现出来的韧的品质。尽管现行的道德价值系统似乎不容易接纳这种韧性拼搏精神，然而，其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正是缘此生成，叙事特色表现为骨干多，枝蔓少，故事情节快节奏向关推进。     

非常时期的非常叙事——对非典叙事的一种解读

非典叙事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中重要而独特的文学存在。作为非常时期非常文学的一分子,它具有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和美学意义。就非典小说而言,它的主要情节模式是“改变”,也就是说非典小说着力于表达非典事件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但是在现代传媒语境中,非典叙事显示出了它的局限。     

论晚清小说中的戏拟叙事

晚清小说对"戏拟"叙事手法的充分运用,表达出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的转变,其中蕴含着小说在价值观念、美学特质等多方面对传统的消解,对时代话语的文学表达,也是晚清小说家力图突破传统叙事模式的束缚、尝试新的叙事方式的一种努力。     

非理性的人——先锋小说的“非人化”叙事与人物主体性的“客体化”

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在进行“非人化”叙事时,人物的主体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客体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层面的“非人化”叙事使人物另类化;二是文学虚构层面的“非人化”叙事将人物文本化;三是本体论层面的“非人化”叙事把人物宿命化。这是先锋作家对人的主体意识所做的哲理性思考,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观念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论严歌苓小说的“对白”叙事

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在小说叙述中借鉴戏剧的文体特征和剧本的创作技巧,用"对白"来完成叙事。严歌苓用富于戏剧性的对白展开小说的矛盾关系,在对话中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推进线索,并用对白的方式为叙述收束,从而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戏剧性品质。     

“奇书”与“才子书”——对明末清初小说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解读

“奇书”与“才子书”是明末清初小说史上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用以指称通俗小说中的优秀作品．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为提升通俗小说的“文化品味”和强化通俗小说的“文人性”而作出的理论阐释与评判,可看成为相对超越于通俗小说之上的文人士大夫对通俗小说的一次价值认可和理论评判,对通俗小说的发展带有一定的“导向”意义。     

暴力的深度与温度——余华小说的暴力叙事

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开辟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之路,代表人物余华在小说创作中通过独特的暴力叙事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现象凸显,并对这种现实暴力进行多层次叙事表达。文章从约翰·加尔顿的三个暴力层次理论阐释余华小说暴力叙事的深度,从余华前后期作品暴力叙事的嬗变挖掘其暴力叙事的温度,从而揭示余华小说暴力叙事的本质与内核。     

论小说叙事的生命内涵

小说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的叙事，可以称之为生命叙事。它从对肉身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精神境界。对生命现实的沉痛反思，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并且力图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是生命叙事的基本使命，其最终的目标是催发、振奋人的蓬勃强健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