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先及其《宝剑记》的再认识

李开先是明代戏曲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作家,其《宝剑记》是明传奇由衰微走向繁兴的转折点,本文认为:《宝剑记》从立意到形象的塑造,都寄寓着作者强烈的政治感情。分析该剧,应从李开先的身世遭逢入墨,更应以此来贯穿对该剧的全过程,即通过李氏的坎坷经历来认识《宝剑记》的思想内涵,通过李氏的文学主张和词曲功底来认识《宝剑记》的艺术特色。全文为三部分:首先着力于廓清目前关于李开先生平、思想和创作考述中的谬误,还其作为清正有为、忧国忧民、既有强烈不满,又有忠君意识的复杂性格之本来面目。其次,论述了《宝剑记》的时代精神、艺术成就、改编得失及其在中国戏曲史中应有的地位。最后是对《宝剑记》声韵的研究,论证了李开先对我国戏曲曲牌调系,对山东地方声腔的形成的特殊贡献。     

《宝剑记》结构管见

明代李开先在传奇《宝剑记》中,于林冲、高俅的斗争主线以外,又设计了高俅之子谋取林妻的辅线,这种结构曾引起众人的批评。但从文本结构、内在结构、表演体制看,李开先的这种安排有其合理性。     

南戏《拜月亭》和《金瓶梅》

韩南教授的论文《金瓶梅探源》指出这部小说袭用前人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话本、文言短篇小说、史书、戏曲、清曲(套曲和小令)时曲在内,数量和品种之多,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论文指出小说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传奇关系尤其密切,它的第六十一、六十七、七十、七十九回都有来源于《宝剑记》的片段。     

《宝剑记》对《水浒传》的继承与创新

《宝剑记》主要取材于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林冲落草"这段故事。相较来看,《宝剑记》继承了《水浒传》的很多方面,包括主要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内容,"忠奸"主题思想。除此,《宝剑记》在人物形象、情节脉络、中心矛盾、起因结局等方面又有所创新。《宝剑记》对《水浒传》的改编凸显出明中叶反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思潮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作者李开先个人心灵世界的直接映现,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与现实意义。     

词曲交游与李开先的曲学成就

学界以往对李开先的曲作曲论等个案关注颇多,但对其戏曲交游尚无专门系统的研究。李开先一生交游广泛,词曲交游尤多,广泛的交游不仅扩大了李开先的文坛名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李开先广博的曲学成就,李开先戏曲及散曲的创作、曲学理论的形成与深化、元明曲选的整理辑录、相关作品的刊刻传播等都与其广泛的词曲交游活动密切相关。词曲交游不仅对李开先本人有重要影响,对整个明代戏曲文化史而言亦意义重大。嘉靖年间以李开先为代表的曲家彼此往来,互相切磋,活跃了曲坛氛围,在"创作—批评"的良性循环中,明中叶曲坛渐趋繁荣。     

究心与录载北曲的佳构——论李开先《词谑》的戏曲学价值

明代戏曲论著史上的李开先《词谑》,虽然是一部未竟之作,但全书四个部分之所录所载,实际上成为了李开先因"究心"而眷恋北曲的一种具体反映,一份有关戏曲学理论的重要记录。而"注重民间俗曲"、"推崇元人风味"、"重视音韵曲律"、"讲究舞台效果",则为《词谑》所反映出的戏曲学价值之所在,因而值得重视。     

凤鸣朝阳 光耀千古——论《鸣凤记》的几个特点

王世贞的《鸣凤记》①是明代中叶后期出现的一部脍炙人口_的大型现实剧。它与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都是以昆腔演唱的并称为明代的三大传奇。此剧真实地描写了明嘉靖年间,严嵩父子专权跋扈。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的罪行;歌颂了夏言,杨继盛等八位谏臣不畏生死、前仆后继,终于斗倒权奸的不朽功绩。可以说它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描写社会现实的时事剧,也是一部反映晚明社会最深刻的现实剧。每每读它,总觉得它豪气纵横,气贯长虹;研究它,不仅因为它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在艺术成就上又有其突出的特点。     

《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回顾与新证

《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从吴晓玲正式提出到其后卜键等人的充分证明,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学术界至今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主要是因为"李开先说"缺乏一项较为有力的证据。很多学者都认为"欣欣子"和"笑笑生"是解开其作者的关键,实际上这正是其作者李开先为我们设的一个诗禅,答案就是作者的名与字。作者著有《诗禅》一书,在书中多次提及解谜的方法与技巧,这是作者有意而为的。其他反证作者非李开先者,主要是未能顾及李开先的个人性格特征。     

《宝剑记》在康乾年间的传播

《宝剑记》虽被康乾年间出版的曲谱广泛收录,且为文坛执牛耳者所赏,却罕见于当时的戏曲选本。《宝剑记》在康乾年间传播受阻,一方面固然可能有朝廷戏曲禁令的影响,但影响甚微,因为《宝剑记》之外的水浒戏的其他剧目非常盛行,而这一切均根源于康雍乾三朝帝王的骑墙做派,从而大大削减了诏令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在于《宝剑记》与时代的风云际合,维系人心的理学市场的部分失去,戏曲消费的俗化倾向,都使得《宝剑记》与康乾年间的社会渐行渐远。     

时事剧的先声——《宝剑记》

《宝剑记》以其鲜明的忠奸立场被世人誉为忠奸剧的典型代表，而它在时事剧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却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宝剑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折射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其时事化倾向十分明显。因此，从广义上来讲，《宝剑记》是时事剧的先声。     

新发现的李开先敕命三则考引

明代著名戏曲家李开先一生引为荣耀的事颇不少,如藏书、弈棋、撰词度曲……就中非常突出的一件,便是他在居官生涯中的“两遇恩封”。其《中麓山人拙对》有这样一联:“浩敕之楼,十年登仕路,两次沐恩波。”开先居官十三载,两膺皇帝封赠。他对此感戴尤深,奉为殊荣,且至死不忘。考证清楚这两次封赠的细节,对研究李开先的生平思想,诚然是重要的。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匾乏,我们无法进行这一探索。今天,授与李     

论明中叶三大传奇的“道”“势”观

《宝剑记》、《浣纱记》和《鸣凤记》都描写了忠义之士“烈烈轰轰做一场”的反权奸的斗争,反映明中叶士大夫恃道抗势的心态。忠臣抗争的方式有三种：批评、反叛和远离。在传奇中出现对这类行为的描写,原因在于明中叶思想统治的放松和作者主体意识的强化。     

《霞笺记》与《西楼记》考论

《霞笺记》始以传奇剧体制敷演文言小说《心坚金石传》,易悲剧为喜剧,其得失尚需探讨。惜乎作者姓字不详。《西楼记》作者则为明末清初曲坛大家袁于令。两剧皆取材于青楼妓女与士人之离合悲欢,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晚明特定时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试论《暴风雨》中的圣经文化母题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晚期重要的一部传奇剧。莎士比亚一生的戏剧创作深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圣经博大精深的文化滋养了他的戏剧。而爱、恨、罪及宽恕构成了莎士比亚这部传奇剧的主要的圣经文化母题。     

《金瓶梅》的“沉冤”究指何事?

关于《金瓶梅》写作动机问题,历来有“沉冤”之说。有谓王世贞为父复仇以毒死严世蕃说;以毒唐荆川说;有谓李开先以攻击夏言说等。明人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牡丹亭记》与江西大余

<正> 我国明代伟大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的传世名著“临川四梦”为我国民族文化之瑰宝,其中《牡丹亭记》更为璀灿,世人谓为“四梦之冠”,与英国莎士比亚的不朽之作《仲夏夜之梦》遥相媲美,蜚声中外。对于《牡丹亭记》的源出,作者在《牡丹亭记题记》中有“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将孝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之说;还有的专家考证《牡丹亭记》传奇很可能出于明何大抡《燕居笔记》卷九之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这些都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稍为更而演之”绝不是参照别人的作品信手挥来。“更”、“演”     

从《娇红记》的审美倾向看元代戏曲对小说的影响

《娇红记》作为元代艺术成就较高的文言小说，具有两个突出的审美倾向，即戏剧化审美与悲剧性审美，而这两种审美倾向均与当时成熟的戏曲艺术的滋养有直接关系。对《娇红记》审美倾向的考察，充分说明了元代戏曲繁荣对当时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小说创作对戏曲艺术给予了借鉴，同时也为研究戏曲艺术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小石潭记》写作中的几个亮点

柳宗元是一生抱着救时济世之志为人为文的,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人生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考老,其道寿笑”,就是最好的见证。参加改革受挫被贬,给了他游览山水、搜奇觅胜、体验生活、从事创作的机遇,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如：书、说、箴、传等）。在作者精心培育的作品园中,如果说这些作品皆是园中之花,那么开的最艳的一簇就是山水游记了,而这一簇花之花蕊当算永州八记（依次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潭记》）,     

李开先《闲居集》简论

李开先为明"嘉靖八才子"之一,以其传奇、散曲的成就著称于世,为明代北派曲家的代表,同时又兼善诗文,有诗文集《闲居集》十二集。其诗浅显朴野,不求华艳,不循格律,信手放笔;其文透彻光明、委屈详尽。较之戏曲,更直接地表明了李开先崇尚天然活泼之趣、随笔随心、不尚虚饰的诗文主张,也更真切地展现了他积极用世的抱负、愤世嫉俗的悲慨、暗老豪杰的遭际以及民胞物与的情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从“三记”创作观念的比较看邵璨《香囊记》对八股文的借鉴

从《琵琶记》、《五伦全备记》、《香囊记》创作观念的比较可以发现,高明选择“风化体”,以情动人;邱浚选择“生乎义理”,以笑乐人.邵璨选择八股文,阐发程朱义理,走出一条以理服人的创作之路,使《香囊记》成为一部八股化的程朱理学教科书,在形式上离戏曲之体的本质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