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当代行政学对韦伯官僚制的批判与超越及其启示

中国现行的官僚制是作为一种古代官僚制的传承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官僚制来说存在诸多缺陷,是发育不良而不是发育充分.在西方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兴起针对官僚制的改革浪潮时,中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简单地摒弃和修缮传统官僚制,也不能一概排斥现代官僚制理论,更不能拒绝和否定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与实践.要充分认识到欧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实现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跨越式发展,即在对理想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等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运动与模式的借鉴中克服中国现行官僚制弊端.     

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全新阐释——从价值、理论和制度层面构建行政范式

随着各国公共行政生态的变化,针对理性官僚制的不足各种新的行政范式理论也应用而生。对于中国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面对自身理性官僚制发展的不足和西方官僚制发展过度的双重困境,中国的公共行政范式到底如何选择的问题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试从范式的结构出发,在肯定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从价值基础、基本理论及制度性操作技术等方面建构了全新的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具体特征。     

民主行政的一种可行路径:代表性官僚制

作为对现代行政国家与代议制政府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冲尝试,代表性官僚制对民主行政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民主行政模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摒弃官僚制,而是对官僚制的反思与完善。代表性官僚制所赖以维持的主动代表与被动代表机制,对于贯彻落实民主行政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官僚制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决策体制实施模式的启示

文章从对官僚制理论的界定入手,分析了官僚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为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而官僚制理论对于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体制模式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由于传统官僚制的许多观念依然在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体制模式之中有所渗透,导致现有模式在运行中出现诸多问题,笔者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通过对理性官僚制的借鉴和超越,提出了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决策体制模式的优化路径。     

浅析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路径

官僚制凭借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曾一度在西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传统官僚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我国目前正处于非常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迫切要求转变行政组织模式来与之相适应.因此,解剖传统官僚制的特征与缺陷,分析后官僚制的理念变化和技术创新,建立一种超越传统官僚制的行政模式,对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官僚制在现代行政发展中的变迁

民主政治与官僚制并不是独立的东西,有如硬币的正面和反面,需要在实际运作上将二者整合。运用民主政治的理论,对官僚制特性进行规定,积极发挥民主政治的功能,进而实现社会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发展民主行政的制度设计和理论评价进行思考。     

追求一种内生性的公共行政范式 ——奥斯特罗姆民主制行政思想解读

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范式比传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更加符合公共行政的实际,这主要是由于在范式的来源上它是内生性的,即它的思想根源来自《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自治原则.而官僚制行政则是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范式,也就是说,这一范式的基础是来自威尔逊和古德诺所借鉴的外来知识的.     

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引论

从后现代性的视角审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存在着危机.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通过对官僚制、理性、效率的解构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又通过公共能量场、想像、话语与对对话理论、公共政策的共同体价值取向来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大厦.这种解构与重建对于我国目前的行政改革不无启示意义.     

公共行政范式的双重转型--从管理理念到价值取向

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早已是一个结构化的知识分支或独立的学科了。本分析了公共行政范式的转换历程，并探讨范式转变背后的价值动因，应该说从早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到中期的民主制行政范式，再到近期的新公共管理范式．行政价值也从效率至上主义到以民主、公平为主导，再到以经济、效率和效益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最后笔从哲学视野对以上理论流变进行了思考。     

传统公共行政视野中的责任模式

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的主要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政治责任、宪法（法律）责任和政府整体责任几个方面来理解传统公共行政框架下的责任模式。这种责任模式的缺陷表现在：政府作为整体对社会的回应性降低;对于行政组织中的行政领导者而言,只有政治责任,而无管理责任,对于行政人员来说,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公众负责;行政人员自主性差,缺乏负责任的意识。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以官僚制为其体现形式的,当前的行政责任体系存在如下问题：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与“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定位的严重脱节;责任结构体系形式化、片面化;行政人员缺乏道德自主性和责任意识。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官僚制

随着西方社会由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 ,传统的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已逐渐显现出它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 ,产生了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是官僚制在当代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简单摒弃官僚制也会使我们重新陷入困境。因此 ,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是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和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对官僚制进行修正 ,从而使改造后的官僚制政府更能适应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在当代中国 ,既不能简单地以发展官僚制为目标 ,也不能简单地以摒弃官僚制为目标 ;而且 ,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于组织结构或行政层面 ,而应扩展到政治、社会、经济领域。     

高校去行政化的伦理途径

行政伦理既是高校和谐与使命实现的保证,又是证实高校行政价值的需要。在官僚制及行政化轨迹中,高校行政陷入官僚政治、民主沦陷等多重困境,致使价值观扭曲,伦理自主无法实现,责任无法履行。为此,必须深刻反思传统行政伦理假设,实现向高校非行政化的伦理管理转型。这需要在信仰、价值观方面重塑高校行政精神,在伦理制度上予以保障,并落实到行政道德、民主和服务行动上。高校行政伦理转型具有两个前提与两种改革方式。     

论传统行政文化的转型机制

传统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的深层结构 ,是政府管理活的灵魂。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要求传统行政文化作出创造性转化。传统行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文化主体对其进行文化反省、发现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要不断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扬弃 ,以提取契合公共行政的精神价值 ,并摒弃其间的封建思想毒素 ,使中国公共行政的观念世界得以净化 ,实现正义、民主、法治、公平等世俗信仰的回归。传统行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同时是个漫长、复杂的行政思维传统的变革过程     

韦伯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差异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诞生于“封建之废,周衰之日”的战国时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衍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体系,甚至对现今中国官僚制度的性格构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与马克斯·韦伯论述的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科层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之间差异的理论性阐释,能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合理路径和现实选择。     

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再认识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行政行为效力的一部分。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即具有公定力,应当被推定为合法有效,对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和有关行政主体均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但随着民主、正义理念的深入及行政法治和理论的发展,行政行为公定力的传统理论依据和制度构建逻辑的不完善之处逐渐显现,因而需要对行政行为公定力重新认识。对行政行为公定力予以完全否定甚至抛弃的选择不可取。合理的认定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即行政行为公定力具有有限性。     

官僚控制的困境——读《官僚的正义》

作为政治核心的权力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公民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民主机制运行的前提,集中体现为对官僚自由裁量的控制。官僚控制以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复杂性,与政客控制相比,似乎更复杂,难度更大。自由裁量是官僚控制的核心问题,围绕自由裁量的传统控制策略都难以令人满意,在民主与公共伦理融合的新平台上整合既有的控制策略,对开发出更具有人性化的官僚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中国行政体制的扁平化改革

行政体制的扁平化改革是当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这一改革主要是由中国政治动员方式、体制转轨、服务行政以及信息技术等社会变化引发的。扁平化的行政体制也是政府打造和谐社会,落实服务行政的理念,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需要。扁平化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要切实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加强制度化建设,普及服务行政的理念。同时,改革必然带来省级单位的增加、电子政务的完善和中国民主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论我国环境行政诉讼之困境及新展开

环境行政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为受环境侵害的主体扩大司法救济途径。而且有利于拓宽对环境行政的监督渠道，保障环境行政的民主性和实现环境保全的目的。但我国的环境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挥其功效，致使我国的环境行政诉讼陷入了困境。本文界定了环境行政诉讼的定义，分析了它存在的必要性，并在剖析其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环境行政诉讼的措施。     

大学行政化的生成与解构:多学科的视野

大学行政化是当下我国大学诸种乱象的重要诱因,其成因既涉及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行政与大学管理体制及科层制管理模式等制度与管理层面,也牵涉国家意识层面对大学本质与功能认知的偏差,以及官本位思想浓厚、大学文化缺失等文化心理因素.相应地,要根治大学行政化之弊,须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从多学科的视野出发,建构良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