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译·重译关系论

不论是以"作者中心"为导向的传统译论,还是翻译文化转向之后的"译者中心"论,都较少考虑首译与重译、前译与后译之间的关系。重译研究对译本关系或译者关系的探讨多从以源文本为标尺的文本分析出发,特别关注译本的优劣以及译者翻译策略的好坏,而对译本之间的相互影响、译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不足。从一定程度上讲,首译问世之后的重译面对的不仅仅是源文本的权威,还要受制于前(首)译的影响。特别是当某译本一旦成为译语语境认可的经典,可以说该译本在译语语境中的影响力甚至能超越原作而成为更高的权威,重译者自此不得不面对该经典带来的影响焦虑。     

罗稷南《双城记》的两个译本对比研究——兼谈重译问题

文学翻译不是一劳永逸的,重译是翻译实践的必然趋势,有它的必要性和意义。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曾被罗稷南翻译过两次,又修订了一次。较旧译,重译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修正了误译,在遣词造句、句子逻辑性以及词语规范化使用方面加以完善,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而且运用符合时代特点和语言潮流,增强了译本的可接受性。基于重译的必要性和意义,从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层面对比两译本的差异,以期探讨译者在重译过程中所受的制约,以及重译的价值。     

目的论视角下的庞德、理雅各《诗经》英译比较

以目的论为视角,对理雅各1872年的《诗经》译本以及庞德《诗经》译本进行个案比较研究,探讨两位译者对同一作品翻译时表现的不同动机及采用的翻译策略,为《诗经》的重译改译及其他中国经典的翻译提供借鉴。     

从《奥赛罗》四个译本的比较看文学名著重译的道路

文学名著的重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实例比较<奥赛罗>四个重译本中译语文化的介入,探讨了重译作品中四个译家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思想以及文学名著重译的翻译倾向,走上一条靠近原著源语文化即侧重异化的道路.     

近现代鄂籍翻译家群像研究

近年来,翻译家群体作为翻译研究和史学研究的热点受到学界关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北省曾涌现一批独具特色的翻译家。文章从翻译史视角,对近现代湖北籍翻译家群体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在廓清翻译家群体概貌的基础上,文章从“内部史”和“外部史”视角对该群体译本、翻译活动及特点、译事活动的社会历史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相较于近代,现代翻译家在翻译家数量、翻译题材、翻译的方向性上有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结果,本文阐释了翻译的社会性特征,展现出鄂籍翻译家对中国近现代发展所作的贡献。研究同时希冀推动翻译家群体研究。     

体认翻译观下《离骚》三译本名物意象对比研究

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ECT)认为，翻译是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对比译本间所体现的体认差异是对译者偏好、译语特征、翻译选择以及内在理据的发掘与证明。《离骚》大量的名物意象展现了作者体认机制，而其翻译则反映了译者基于原文进行“映射”与“创仿”的诸多手段。文章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式，利用ECT三要素框架对比代表中国译者、汉学家译者、中外合译三类典籍外译模式的许渊冲译本(2008),霍克斯译本(1985)以及杨宪益、戴乃迭译本(2001)在《离骚》72类名物翻译上的处理特征，探讨ECT框架在诗歌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而剖析了三类译者的翻译偏好和译语特征，阐释了译本差异存在的主客因素，阐明了译者在两套核心原则映射间的位置与其译本呈现的关系，为中国传统文学有效外译提供理论支撑。     

试论严复的"信达雅"在《红楼梦》译文The Dream Of Red Mansion中的应用

“信、达、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翻译思想，我国翻译实践家们历来以此为翻译标准．本文摘取了《红楼梦》译本The Dream of Red Mansion第三回中三段译文进行了分析与评鉴，讨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遵循并运用“信、达、雅”翻译原则的。     

『日本の思想』两个汉译本的“起始规范”考察——作为描写翻译研究的案例

运用图里的描写翻译理论,以译入语文本为中心,分别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对『日本の思想』的两个汉译本的“起始规范”进行描写翻译研究,重建译者在翻译时的决策,以考察两个版本的译者在不同的翻译时代、不同的翻译目的下所做出的翻译决策是更注重“适当性”还是曼注重“可接受性”。经过该文的初步分析可以得知,宋吴译本译者更倾向于适应目的语语言和文化规范;区刘译本译者更倾向于忠实地遵循原语语言文化规范。     

论《红楼梦》的翻译艺术——从形合与意合谈起

《红楼梦》是古典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其两个英译本（杨宪益译本和大卫.霍克斯译本）同样也是译坛的经典之作,曾被众多的翻译家和翻译爱好者欣赏和点评。笔者从形合与意合的研究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翻译艺术,并通过《红楼梦》英译本的比较,分析了形合与意合机制产生的内在动因。论文认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特点体现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并为译者提供了阐释空间。     

论杨译鲁迅作品标点语用功能的翻译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于20世纪间断把巨匠鲁迅的作品译成英文,受到多方关注和评论。诸多学者研究该译本（杨译）,涵盖了传统译论和修辞等学科。这种多学科的观照,利于鉴赏杨译和丰富翻译研究。但无论是分析遣词造句,还是评价翻译技巧,都仅限于文字,而没关注作为“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闭的标点,鲜有对杨译鲁迅标点的翻译研究。译界有学者视翻译标点是译者应“重视的环节”。鉴于此,本文探讨杨译鲁迅作品标点的翻译,     

浅谈翻译中的过程法教学模式

一、翻译能力与过程法翻译教学1.翻译能力。要理解翻译能力,先要分清翻译行为和翻译。德国翻译家诺德认为前者指翻译者要做的所有的事,包括接受翻译任务、译前准备、制定翻译策略、选择翻译辅助手段、翻译文本以及核定译本等。     

谈翻译中的借鉴雷同不等于抄袭

综合清代金圣叹先生的叙事学理论与许钧先生的翻译观,本文认为翻译(笔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目的,因文生文的文本生成的实践活动。经典作品应该有多种译本,由于原文文本是固定不变的,译者的理解必然也会有趋同的地方,所以重译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部分文字与首译雷同。但雷同不等于抄袭,重译首先应该关注难点的创造性翻译,可以借鉴旧译,但不能抄袭。重译是译文文本的完善,与文化创新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本质的区别。     

浅析翻译症中的文化因素

近年来，翻译学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传统的诠释学译论，语文学派和翻译超越论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比较翻译学，描写翻译学等，翻译家们依据这些新的翻译理论把译文从孤立片面的“信”，“达”，“雅”的世界里解脱了出来，使译本真切地展示出了原作品的风采，最终达到了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兴旺昌盛的目的。以英汉互翻为载体，本文作者主要从原著，译者和读者三个角度深入剖析了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结合现代语言学中文化与语言知识，针对不同的翻译症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哈克贝利&#183;费恩历险记》重译是“操纵”的必然

马克&#183;吐温的《哈克贝利&#183;费恩历险记》是其经典代表作，我国1943年出版了第一个译本，建国以后各种重译本层出不穷。“操纵学派”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时代的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等内、外部因素对译者的操控造成的，名著重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简论抗战时期翻译戏剧的战斗精神——以朱生豪《哈姆莱特》译本为例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诞生于17世纪初的英国,翻译家朱生豪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哈姆莱特》译入中国。从该剧本诞生的社会语境、译入中国的时代语境和译者个人的翻译目的乃至译本的思想内容等方面综合来看,《哈姆莱特》译本在中国抗战的大环境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战斗精神。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神话说”的异同及超越

中国传统译论以其深远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在译界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影响深远的翻译思想与西方翻译家不谋而合。然而,就其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关注方面而言,中国传统译论则稍为逊色。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突破对等理论的限制,强调翻译的目的,使译者与译文的地位凸显,对中国的传统译论既一脉相承,更有超越之处。将傅雷的“神似”说及钱钟书的“化境”论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进行比较,探究译者地位的提升和主体性发挥的重要性,进而探讨译者由“媒婆”向“千面人”转变的趋势。     

奇人奇才译奇人之奇书--谈谈赵元任与他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作为翻译家,赵元任最得意的是他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个译本译笔精彩,译技高明,语言地道,是“一本值得后人认真研习的翻译典籍”,“在中国口语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文章简要谈谈赵元任及其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并以此文缅怀一代宗师。     

“影响的焦虑”与诗学转向：以湛约翰《花笺记》英译本为例

汉诗英译的诗学转变指影响诗歌翻译的语言艺术形式及美学观念的转变。本文从湛约翰1867年发表在《中日释疑》上的《花笺记》英译本出发,探讨19世纪中后期汉诗英译中的诗学转变,发现该译本一改前人翻译《花笺记》时采用的无韵诗体和散文体,采用音步整齐的抑扬格英诗诗体,将中文里难登大雅之堂的粤语木鱼歌改造成英语世界中高雅简练的抑扬格诗篇。研究表明,湛约翰译本是在《花笺记》欧洲译本已经对后来译者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的焦虑”后重寻更为确切翻译范式的一种尝试,反映了当时汉诗英译中亟待重新确立翻译范式的需求。     

试析郁达夫翻译观

郁达夫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从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素养、对待重译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对他的翻译观进行归纳和评介。     

在多维视角下评杨静远的译本《彼得·潘》

杨静远重译的《彼得&#183;潘》是目前国内评价最好、销量最高、影响最大的中译本。本文参考了于连江博士的《多维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从社会历史因素、译者主体因素和译本语言因素三个不同层面分析杨译．旨在为将来重译这本小说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