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雅正”衡文标准与清代文风的官方建构

明代中后期时文风气大变,为此朝廷屡次下诏厘正文体;清代统治者鉴于时文的艰深之语及诡异之辞有碍“代圣贤立言”,亦多次加以干预,至雍正十年明确提出“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以抵制“异端”思想和骈俪之风入侵时文。此一衡文标准意在考察士子的道德修养,将理学家提倡的气禀清浊与才性贤愚理论运用于科制中,以时文是否具有“清”的风貌甄别士子品性的优劣。衡文标准的确立,影响了清代文风,诗词、古文、律赋乃至骈文理论与创作也遵守这一规范,清代文风的官方建构成效显著。     

延祐“雅正”诗坛与虞集的诗学思想

元中期延祐诗坛上出现的＂宗唐复古＂、以＂雅正＂为尚的风气,标志着元诗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反映了中期文人和元政权取得了短暂的合作。但由于文人始终无法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怀抱＂旁观者心态＂,元中期＂盛世文学＂最终流于表象。作为＂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其诗学思想的双面性反映了＂盛世文学＂下汉族文人心态之纠结、诗学思想之复杂。这种尴尬,也预示着诗坛即将发生的另一种深刻变革。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恢复科举,对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士子考试最主要的依据,这使得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的官学地位最终实现了制度化。这一过程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元素,这就是蒙古统治者追求“政权的合法性”与汉族儒士追求“文化的优越性”的需求,两者在科举考试中均得到了满足。     

论科举经济的影响因素

科举经济的形成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情势、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科举考试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加剧、科举考试利益影响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制导等广泛内容。科举规模的扩展和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扩大了科举考试的经济需求;科举利益驱策和政府政策宣导,进一步刺激了科举考试的应试需求。宋代以降相对宽松的社会商业政策则为科举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     

科举政治与科举学

科举政治是指以考试选拔为官员主要录用方式的官僚政治.科举时代多数中高层官员由进士出身,而科举牢笼天下英才,不仅能消弭反叛力量,所选拔者尤多报效国家的志士.科举与古代地缘政治、吏治、朋党等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精英从科举选拔出来,科举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利大于弊.科举政治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促使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蒲松龄的科举情结与科举批判

蒲松龄大半生累于科考,科考失意使他对科场黑暗现象充满深切的怨愤,而个人理想与价值期待又使之终生对科举功名有着难以割舍的迷恋,这种情结反映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对科举的批判就体现为鲜明的个体主观色彩,体现出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态。     

论科举经济的主要构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科举考试活动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和规模化,形成一个特殊的"科举社会",并由此衍生出种种科举经济活动。科举经济是指因科举考试而引发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经济影响,主要构成包括政府科举经费、士子赴考旅费、士子考试费用、制举用书刊刻和科举考试辅导等广泛内容。     

论邓小平的文风特色

文风是思想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工作作风、办事能力的综合反映。邓小平的文风具有立意高远、富含哲理、语言精炼、针对性强、浅显易懂等特色。     

论唐代女性与科举

本文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唐代女性对科举的影响。唐代女性对于科举的干预是多方面的:出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考量,女性积极鼓励夫、子参加科举考试;女性直接干预放榜;代作进士时文;利用女性的家族势力取得进士及第。除此之外,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对于进士也给予了特别关注。     

论刘诜的平易文风

刘诜平易文风在元代庐陵作家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平易文风表现为对平和生活的向往、以平易的叙述代替情感直接的抒发、语言朴素行文纡徐三方面。他的文风和个人气质、文学主张及时代背景有关。他这种平易近欧的文风赢得了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盛世文派大家众口一词的推崇,这对于我们认识元代庐陵文风的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科举学图谱与科举学家群像——科举学分期与学科发展阶段论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全新的专门学问,也是一门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分析科举人物、事件、思想、活动、制度及其要素运行规律的交叉科学.在科举学原理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论指导下,运用科举计量史学和科举叙事研究等方法和CiteSpace、NVivo等工具,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返照大变局中的古代、近代、现代中国科举学与科举学家演进中断裂与传承"双循环"的时代分期轨迹,在科举史、科举人物史、科举活动史、科举思想史、科举器物史、科举制度史、科举学发展史等中透视千年科举学研究图谱和百家科举学家群像,赋能当代科举学人在弥合科举学学科史断裂的基础上传承创新,继续秉持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科举学总论及其分支学科领域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科举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科举史、科举史学、科举学史等分支学科领域为新时代科举学总学增值的现代学科建设目标.     

论元代统治对云南科举的推进

元代对于中原文化的进展并未有太多深远且积极的影响,但对云南而言,其统治对加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诏、大理时期封建割据的终结使云南地区能够和中原保持相对同步发展。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儒学的推广使得云南文教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论科举文化学的学科基础

从科举文化学的视角而言,"考试"在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韵味。从科举考试诞生的1300多年看,它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随着考试文化的积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华乃至世界考试文化圈。其中最有文化张力的是"科举"和"高考"(准"现代科举"),它们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在其运行过程中,筛选、传承并创新着中华文化。     

论唐代科举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其参政议政资格一经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便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然而由统治阶级自行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现象,却无力解决社会的顽症。更兼政治派别斗争,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自然受到制约,并不能挽救唐王朝覆灭的命运。     

清初文教政策与书院科举化关系论略

清初统治者通过实施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文教政策，诱导广大士人跻身于科举之途，士人数量急剧增加。然而，“储才以应科目”的官学只是作为考课机构存在，教学功能基本丧失，无法为士人提供求学之所。在朝廷政策的导向下，书院发展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科举化成为其存在与发展的最大合法性。可以说，清初的文教政策是导致书院科举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论科举文化与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

科举自唐代之后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沿用至清,千百年来,几乎成为士人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对士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及科举文化有着复杂关系,其作者均为落榜文人,他们批判科举制度,但却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和世俗的追求,无奈之中又不得已而依附此制度,对科举制度仍然抱有幻想.     

论曹操之文风与治世思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者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是盖棺论定了的。他与其子曹丕、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为“三曹”。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拓者。本文作者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谈谈对曹操文学创作与治世思想的一些认识。     

论宋代公文文风的嬗变

公文相对于文学散文而言,文风的改革更加艰难.宋代公文借助于改革科举考试,完成了对骈体文风的革新.散体文风占据主导地位.但宋代公文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宋朝中后期的公文说理之风盛行,公文冗长,公文应用的效力被削弱.南宋后,以气主文的现象明显.有宋一代,形成了公文特有的文风演变规律.     

科举与女性——以明中期至清初的通俗小说为中心

在明代,女性是被科举制度排斥在外的一个社会群体,但在这样一个科举社会里,她们却也不可避免地与科举产生种种关联.从明中期至清初的通俗小说中,可以看到一副体现女性生存轨迹的线路图:从被科举隔离,到欲图参与科举,并通过婚姻干预科举,乃至最后因为科举而被忽视、被遗弃.更为重要的是,男性在得到科名后,便可以只享受科名带来的荣耀和利益,忘却曾经的折磨,但女性却还是沉浸在诱惑与折磨并存的困惑中,这或许才体现了科举影响下的大众,不论是男性和女性,更为真实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