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殉难的文化意义解读

我们纪念闻一多昆明殉难60周年是因为他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已是一种提升。闻一多对黑暗反动势力最终以死相拼的决绝态度,受着20世纪、特别是这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特定语境的支撑。他的思想中很好地结合了中西宗教哲学的精华,他的殉难体现着一种独特的生死观,突出地表现为舍生取义和为理想而生。闻一多诗笔下的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写死终究是为了写一份对生的热爱和敬仰,以诗情为哲理,实现对人生的审美超越。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审美文化几个方面,深入细致地探讨闻一多殉难的意义,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用生命来写诗、把生命写成诗的人。     

谈谈《荷塘月色》结尾的寓意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20年代颇具代表性的一篇散文。此文发表于1927年7月,当时,作者所居的北京仍处在军阀统治之下。南方国共合作虽已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已失败,但革命的影响和威力仍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深入的机会仍然存在,革命的希望仍然存在。联系这样的时代背景,不难看出,作者开头部分写他“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表现了他在军阀黑暗统治下的苦闷、希望和追求。主体部分写他对美丽的荷月的尽情“受用”,则说明了他对摆脱黑暗现实后的自由生活的     

静夜里的呐喊,自由的渴慕者——读《静夜》和《春鸟》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一九二五年闻一多先生留美归来,目睹五卅运动后中国的黑暗现状,他发出了这痛苦的呼喊.他曾是一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吟咏过“死”,赞叹过“爱”,歌颂过“色彩”.但是,正如他给友人信中说的“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虚幻的诗境和黑暗的尘境是极端矛盾的.祖国在召唤他,他回来了,然而却失望了.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内黑暗现实激起了他的愤懑.“如花的祖国”被糟踏成“一沟绝望的死水”,满眼是寂无人烟的“荒村”和“满城都是鬼”的北京城.诗人在痛苦悲愤中寻找出路:是置身书斋不管窗外风雨呢,还是应当冲破牢笼有所作为?是贪图个人享乐,还是关心人民的疾苦?诗人开始关注人民遭受的灾难,关心民族的命运.     

试论闻一多诗学实践中的"东方色彩"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刻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     

网络:光明?黑暗?

光明与黑暗本是一对冤家,但“不是冤家不聚头”。“世界上既没有纯粹的黑暗,也没有纯粹的光明,只有黑暗中才能发现光明的曙光。”从远古时代,人类开始创造工具,并学会了人工取火直到今天,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新经济迅速发展,一场场科技革命将我们推到了有史以来文明的制高点。人们一直尝试着用更新、更快、更成熟的手段去改造世界,网络自然而然成了人们得力的“助手”。     

试论闻一多诗学实践中的"东方色彩"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刺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歌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     

向鲁迅忏悔

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时,昆明的文艺界要举行一次纪念晚会。请不请闻一多参加,有人感到为难。因为闻一多曾参加过“新月社”,鲁迅对“新月派”是深恶痛绝的,还多次斥责过他们。闻一多也对鲁迅开过战,但当有人找他商量这次集会时,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伟大人格,他说: “有些人死了,尽管闹得十分排场,过了     

对“用闻一多先生的鲜血写成的条幅”的质疑

闻一多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民主战士,是蜚声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他可歌可泣的一生,值得人们深深地怀念。在“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里,有一帧条幅,上面写着“闻一多先生精神不死”9个大字,并注明写条幅的时间是“1946.7.15”,条幅旁还有说明,说“这是某同学用闻一多先生牺牲时的鲜血写的”。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用闻一多先生的鲜血写成的条幅》,详细介绍这血写的条幅。读罢令人思前想后,疑窦丛生。     

土登贡培的政治生涯及其转变原因分析

土登贡培是二十世纪20、30年代西藏政治舞台上最为耀眼的人物之一。但1933年十三世这赖喇嘛圆寂后不久,土登贡培很快便尖势垮台,被流放到泽拉岗地区。1937年12月,他和江乐金一起从流放地遮到了印度,并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参与了“西藏革命党”组建事件。本文试图从土登贡培的政治生涯出发,对其转变的原因作一分析并加以略评。     

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关于屈原的身份、思想及地位 ,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 ,说他是“文学弄臣” ;有的人虽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 ,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 ,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 ;同时 ,他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 ,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 ,其贡献特别重大     

从闻一多到叶舒宪

闻一多和叶舒宪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展示了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情景中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理路。这两种基本理路的形成,有其时代的必然因由。可以说,闻一多和叶舒宪学术研究上的得失也完全是因了二人所处时代的缘故。一闻一多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是以文学为维度,体现以民俗学、人类学发现“民族的诗”的审美意蕴的研究旨趣。“在世界文学     

卓越学者颂 大勇斗士歌——《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赏析

这是一篇叙事散文。文章用不足2000字的篇幅,生动地叙写了闻一多先生作为诗人、学者和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彰显了闻一多先生作为诗人、学者潜心钻研、治学严谨,作为革命家、民主斗士敢说敢做、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颇具美意。叙事角度独具匠心朱自清先生曾高度评价和赞扬闻一多先生,说他“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要想用一篇不足2000字的短文来高度概括叙写闻一多先生的个性特点、精神品质并非易事。因此,诗人臧克家匠心独运,精心选择叙事的角度,只从…     

开一代诗风——论郭沫若《女神》的社会主义因素

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他的《女神》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早就为人们所肯定的。一九二四年闻一多就曾说过:“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时代的精神,有人说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孝子。”(《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先生从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肯定了《女神》的重大成就,尤其高度称赞了《女神》的时代精神。但是闻一多先生还未能对作品中最先进的思想内容,即社会主义因素作出应有的评价。郭沫若在《女神》的序诗中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了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这里所说的“我是无产阶级者”,“我     

闻一多和朱湘恩怨及其悲剧比较

同为清华学子并均曾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和朱湘,他们具有共同诗学追求,诗作也彰显共同特征。但因为《死水》和《采莲曲》的排版问题,孤傲的朱湘竟和闻一多决裂并对其诗作酷评。比较他俩的终极归宿,前者投水自尽,后者被国民党暗杀,虽然他们死之悲惨相同,但悲剧蕴含的价值却迥然有异。朱湘为个人生计奔波绝望自尽,虽然是社会对他不容,但这责任,纯属其性格造成。因此朱湘之死,归根到底属个人悲剧,性格悲剧,留给后人反思。然而闻一多却不然,他是诗作诗论与人格凝聚成多维一体的方正和圆满,是用生命蘸着鲜红血液,写就一首中国历史上最华美最璀璨诗篇。闻一多属时代悲剧,英雄悲剧,因此被后人敬仰。     

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关于屈原在身份，思想及地位，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说他是“文学弄臣”；有的人虽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同时，他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其贡献特别重大。     

永远的恩师—茅盾先生

赵燕翼同志没见过闻一多先生,但读过他的诗集《红烛》、《死水》,珍藏了闻一多先生的木刻头像。他受闻一多先生影响拿起刀笔走上文艺和革命的道路。他一直把闻一多尊为“心中的老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群言》上。我也从未见过茅盾先生,但我有《茅盾文集》乃至《全集》,其中的很多作品我曾反复研读过。更为难得的是,在我还是学生时,以及后来当了教师,茅公曾数次复函赐教,并为我荐发作品,直到他逝世前几年还帮我审定     

略论闻一多的诗歌评论

诗人闻一多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评论家。他对诗歌的真知灼见如同闪烁的星星仍以它的光芒照耀在诗坛之上,直到现在还有很大的认识价值。闻一多是十分重视诗评的。他认为“越求创作发达,越要扼重批评”。从这一前提出发,闻一多对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许多著名诗人的诗篇提出许多极为珍贵的、中肯的意见。在闻一多看来,诗歌应准确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很重视文艺作品反映时代精神的要求的。列宁就     

关于个人主义奋斗者的思考——《红与黑》和《美国的悲剧》之比较

在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个人主义奋斗者不胜枚举,男女均有,或成功,或失败,不一而足。于连和克莱德就是其中两者。于连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克莱德是二十世纪美国进步作家德莱赛的小说《美国的悲剧》中的主人公。两个人物形象出自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作家之手,却有惊人的类似,又存在明显的差异,而结局又一模一样,形成有趣的相异—相同—相异现象。 于连是法国维里埃尔市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由于身体瘦弱,不堪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家庭中倍受歧视,毫无温暖。但他自幼喜爱读书,接受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的革命思想,因而,他崇拜拿破仑,渴望立功沙场,名扬四方,成为“世界的主人”。但于连生不逢时,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和门弟观念,粉碎了他三十六岁当上将军的美梦。在给德·瑞那市长当家庭教师时,他怀着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不可动摇的飞黄腾达的决心,大胆追求美丽的市长夫人,招致整个上流社会的非议,他被迫离职,来到巴黎,很快得到木耳侯爵的信任     

关于新诗艺术的思考

一新诗，是胡适先生倡导“诗国革命”①的产物。胡先生的“诗国革命”是通过“工具革命”实行“诗体大解放”来实现的。所谓工具革命，就是语言文字的革命，即用白话替代古文，用口语替代文言。这一点．在胡先生的“诗国革命”中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死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③。“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     

生、死、仙——浅探李贺诗歌中的生命哲学

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无法实现的生命价值,贫病交加的生活状况促使李贺去思索生命的存在问题。他在诗歌中通过对生、死、仙三个世界的探求,完成了对“生”的深层理解。他对“生”的眷恋和执着追求,把生、死、仙联结成一个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他不能自释的空虚,这实质上是对当时社会进行反抗的一种特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