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太上皇

历史上的太上皇□刘乃亮太上皇全称太上皇帝，即皇帝之上的皇帝，一般由在位皇帝的父亲充任，是皇权与父权相妥协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太上皇的人先做皇帝，然后将帝位让给儿子（当然也有例外）。此种让位，古代称为“内禅”，以示它与那种因将帝位让于异姓（实际上...     

虚与实——细观“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

<正>2019年1月2日,日本皇室依照惯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朝贺。据报道,截至当日下午,共计超过15万人涌入皇居,其中有很多人一边挥动着手中的日本国旗,一边高呼"万岁"。朝贺活动的声势之所以如此浩大,是因为今年是85岁高龄的明仁天皇最后一次发表新年致辞。日本明仁天皇在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去世之后登基,年号"平成",在位至今整整30年。早在2016年的一次视频讲话中明仁天皇就曾经流露出想要退位的意向,2017年6月日本国会表决通过了专门适用于明仁天皇的退位特别法案。直到2017年12月8日,才正式确     

古代文化语境中的“三年”

在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三年"一词主要存在于哲学、伦理习俗、政治、经济、礼乐教育等语境中,对伦理习俗和政治语境有较强的优选性,在年头时间和"三"字组合中具有强势存在的地位,这使得"三年"具有了典型文化概念的价值。这种优选性和强势存在的地位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国古代"尚三"文化传统;二是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本质;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从“崇本息末”到“崇本举末”——论王弼对老子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

在玄学发展过程中,王弼在继承发展老子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这两个命题。对这看似矛盾的二者,学者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多方解释,然而仍不免有无法融通之处。通过研究发现,"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实是王弼对老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概括、提炼和发明,二者相互依存。其中王弼"崇本举末"的提出,不仅升华了老学中"守母以存子"的思想,也使之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而王弼也因此在继承老子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和治国方略。由"崇本息末"的提出到"崇本举末"的提出不仅显示出了王弼对现实政治的作出的深入思考,也表现出了他为解决现实问题而作出的积极努力。     

“父—子”二級結構與北族政權世界秩序的確立

北族政權具有獨特的世界秩序概念,這一概念是在與異質政權、特别是其南方的定居國家的交往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并被歷史上東部歐亞的諸游牧帝國改造、利用和繼承。具體而言,即是借用血親部落的"父-子"二級結構,來擬構北族君長與臣服政權首領之間的關係,從而將臣服政權納入到北族的政治體系之中。本文通過對與東部歐亞北族政權政治實踐相關的具體史事進行分析,歸納出其世界秩序的結構、運用和内在理據;同時强調指出了東部歐亞的諸帝國對這一概念的分享和活用,以及因爲話語體系的差異而造成的變亂等;此外,還利用考古發現的新成果,追溯了其可能的起源。     

原始儒學“天人之分”與“天人合一”的“兩行之理”

對儒學天人關係的解讀主要有"合一"與"二分"兩種模式。三代時期的"天"經歷了"帝-命-德"的演變。孔子、孟子、荀子對天人關係的論述具有多種面向,不可一概而論。"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都以修身爲目的,二者可以共存,本體論之"合一"與工夫論之"二分"是相輔相成的,"分合"的"兩行之理"體現了一種整全面平衡的認識論。     

西周金文“京宫”“周庙”“康宫”考辨——西周宗庙制度研究之一

本文结合新出材料,对西周金文中的"京宫""周庙""康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周金文中所见"京宫"在周初武王时应包括二宗庙:太王、王季,周康王之后"京宫"不再出现。周初武王取得天下后立文王之庙为"周庙",成王时"周庙"含有文王、武王二庙,康王时"周庙"含有文王、武王、成王三庙,到穆王时"周庙"则形成仅有文武二庙的"周庙"并成为周代世世不毁的太祖太宗之庙。西周金文中"康宫"是西周王宫之名,含有"康庙""昭宫""穆宫""?(夷)宫""剌(厉)宫"等,同时还含有文武王的"周庙"。西周中晚期的是文武王"周庙"加近亲父亲、祖父、曾祖父三庙而为五庙,加始祖后稷及"所自出之帝"的帝喾共有七庙。西周晚期"康庙""昭宫""穆宫"当祧入太庙而未祧的现象是另有其因。     

“柳哥”

<正>在多伦多,朋友们,特别是土木工程专业圈里的朋友们,都叫他"柳哥"。是不是太"民间"了点儿?所以叫他"柳哥"当然有原因,一是与那些年轻的新移民相比,他年龄长了几岁;二是他的为人处事,言谈举止,像个"哥";三是外形上他实在不像个"知     

慈禧肖像及其文化意涵的解读

帝后像是中国传统宫廷绘画的一个分支。自宋代以来,帝后像的制作渐成规模,其后帝后肖像的制作衍生出一套完整的规范。清代帝后肖像以其庞大的数量与多元化的形制,代表着此一绘画类别的鼎盛时期。本文试图就"慈禧肖像"作一个案研究,视角聚焦于与慈禧有关的图像和政治之间的关联,通过对不同风格图像的梳理分析,探讨作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多元化图像在发展、流变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其政治效用的。另外,较之以往的研究,本文致力于挖掘新兴传媒手段与封建皇权之间的关联,进一步讨论慈禧是如何意识到图像的功能以应对其社会形象的转变,并通过大众传媒的手段实现自身形象的营建。     

從王國到帝國都城“宫廟”空間變化研究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從夏商周的“王國時代”到秦漢至明清的“帝國”時代,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史的兩個最爲重要歷史階段。作爲以“物質”遗存研究歷史的考古學,如何“界定”二者的“歷史分期”是重要研究課題。而“王國”與“帝國”其都城之“宫殿”與“宗廟”是各自時代“國家”最重要、最具政治特點的“物化載體”,從王國時代、帝國時代的“宫殿”與“宗廟”在都城之中二者空間位置變化、各自建築形制不同,是探索王國時代與帝國時代走進與退出國家歷史舞臺的科學技術路綫。     

“更丽邑曰新丰”故事源流考析

正新丰,虽然它现在是临潼区下辖的一个街办,但在历史上却大名鼎鼎。《临潼县志》(乾隆本)载:"临潼,唐之昭应也,于汉为二县,曰新丰,曰栎阳。新丰于商为丽国,周骊戎,秦始皇十六年置丽邑,新丰者,汉高帝还定三秦,都栎阳,仿丰邑,城市里居营于丽,更名新丰以奉慰太上皇者也。"新丰城历史悠久,地位重要,与它相关的历史故事很多,其中以"更丽邑曰新丰"最为著名,流传最广。但是认真结合文献考证"更丽邑曰新丰"可发现,该故事是经过长期整合、演绎后才形成今天所见的定本,人们耳     

“文明的衝突”與“文明的共存”

一、"文明的衝突"論與"新帝國"理論 1993年夏季號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塞繆爾·亨廷顿的《文明的衝突?》一文,我于1994年撰寫了《評亨廷顿<文明的衝突?>》(刊于《哲學研究》,1994年第3期),批     

亡国之痛的记忆——“精卫填海”神话母题探析

"精卫填海"神话讲述一个名叫女娃的"帝女"不幸溺于东海、魂化精卫衔物填海的故事."精卫"为"金乌"的同音异注."精卫填海"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太阳沉没的神话,其背后铭记的是商代覆灭的历史事件,并欲藉此激发一种活的复国情绪.由于商人的流散,此一神话逐渐与其固有的"集体"脱离,其底蕴亦随之被人遗忘,最终演变成了一只怪鸟的故事.两晋以后,精卫填海神话获得新的意义转换,逐渐被打造成了某种文化精神的象征.     

打开历史的黑箱——文革“写作组”剖析

“梁效”一类的写作组在“革”中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成了舆论界的太上皇，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这无疑是“革”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批评现象之一。     

议“考古”何以不是“盗墓”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的不断宣传,使得考古学这门在过去很是冷清的学科,如今却变得十分火热。然而,在各种社会原因的作用下,公众对考古工作有着极深的误解,通常会将考古工作直接定性为"挖墓、挖宝",亦或者属于"官盗"。一般群众对考古工作常见的几个误解有:盗墓者是私盗,考古者是官盗;考古掘人坟墓,扰乱祖先亡灵。那么就这两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考古与盗墓的区别。     

从“六经”到“二十一经” 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

一前言"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工程。欲探讨这个东西方学术交会冲击与裂变的议题,至少得从两个大方向进行,一是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包括体制与观念;一是传统中国学术在近代如何转变。本人一向致力研究后一议题,一方面想了解传统中国学术是否有一知识体系?一方面则探讨传统学术在近代早期亦即明清以降的变化,并试着梳理出传统学术的分化与开放的可能性。欲探讨传统学术的变化,"经学"——这个担当传统学术中心并和政治极度结合的学术载体毫无疑问是一焦点。本文即以经学为主题,观察它在明清尤其是清代乾嘉以降的变化情形,并解释这种变化的学术意义。欲研究经学,议题与角度极之繁多。     

“学问”小考

<正>学与问原为两事、两义。《说文》曰:"斅,覺悟也。"意为知晓、觉悟,虽非其本义,但许慎所选字形加了"攴"旁,视教、学为一体,其实是对的。甲骨文"学"字乃从臼持爻以教膝下子之形,是个会意字。后又加表庐室的秃宝盖,《说文》中秃宝盖意为蒙昧,表示启迪童蒙,故其本义为接受教育、学习,颇有点今日上学的意味。从中亦可见教与学原为一字,后来才分化为两字。《尚书·兑命》曰:"学学半。"意谓教和学各占一半,教和学     

曹操高陵“香囊”考議

曹操高陵出土"香囊卅雙"石牌。可以推知曹操高陵應有"香囊"隨葬。東漢魏晋時期社會上層用"香"風習普及。對西域"珍香"的向往,與《續漢書·五行志一》 "服妖"條所謂"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記述的社會習俗傾向相關。歷史文獻所見"持香囊"、"繫香囊"、"帶香囊",以及"著""香囊"、"懸" "香囊"、"垂" "香囊"習俗,形成值得重視的社會風俗情景。絲路西來的文化影響,也通過這種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共同的消費形式有所表現。     

王道荡荡:《洪范》与儒家“治道”思想

《尚书·洪范》突显出来的治道精神,可以看成是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滥觞。新生的周王朝在取得政权之后无疑亟需前朝的统治经验,殷商遗族箕子向武王陈述的"大法九章",就在于构建"无偏无颇""无有作恶"的王道政治秩序,以期达到"彝伦攸叙"的社会效果。通过爬疏"洪范九畴"中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中国伦理本位的发源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理性的长成,这对于深入理解儒家人文主义与王道政治理想有积极作用。     

宋人“道学”与“理学”名称考辨

<正>对于宋朝产生的儒学新形态,历来称谓繁多:道学、理学、宋学、新儒学等等。每一种称谓都反映着不同时代的人对于自身现状的独特认知。"道学"和"理学"是宋人自言之语,其中透露着他们对于自身学术与理想的认识;"道学"与"理学"概念之间的差异,也彰显着宋人思想与政治的真实处境;元明清三朝沿用"道学"与"理学"的概念,但其背后所表现出的思想差异更为复杂;用"宋学"来指称宋代学术,这是清人在考据之学的学术理路上做的概念划分;用新儒学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