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后讳并不甚严说——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中的一处疏失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卷七(《因犯讳知有衍文脱文例》中肯定:“晋时后讳甚严。”同书卷八《晋讳例》中又说:“东晋后讳比历代特多。”陈先生曾举例来证明其结论: 一是举《晋书·后妃传》:“成恭杜皇后讳陵阳”为例:“成恭杜皇后讳陵阳,改宣城陵阳县为广阳县。若以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之例例之,则‘阳’字不生疑义。然晋时后讳甚严,陵阳既因讳而改,则是否改一字即为满足,须待有其它之证明。”因而,陈先生肯定“阳”为误衍之字     

古代称谓礼貌语中的人名称呼

在古代称谓礼貌语中 ,有一类礼貌式 :用字、号称人 ,表示尊敬 ;用名自称 ,表示谦逊。古代以称人之名为不恭 ,是出于古人的忌讳。为了避免直接称出所讳之名 ,又出现了一种“讳称”形式 :以“某”代名甚至字 ;在人名之前加称“讳”或以“讳”代名的。     

“讳”出来的修辞现象

孔子作《春秋》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按理该直话直说,他偏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委曲婉转,吞吞吐吐,首创“春秋笔法”。这本是孔子治史的一条原则,但随着“讳”的范围愈来愈大,愈来愈广,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修辞现象:讳饰。     

韩愈避讳考析

我国中唐诗人韩愈,在元和六年任河南令行尚书职方员外郎时,曾为青年诗人李贺避讳不举进士一事,撰写《讳辩》,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韩愈认为,李贺因父名晋肃,为避父讳(“晋”、“进”同音)而不举进土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在撰文前曾写信动说“贺举进士”,后又写《讳辩》,批驳了一些人对李贺的毁谤,韩愈如此言行,在当时是颇有勇气的.那么,韩愈本人在避讳问题上是否言行一致呢?他自己对避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经笔者考证,韩愈的避讳观,实际上是以古制“二名不偏讳”的原则为其主髓的.     

带着眼泪的笑—谈《道士塔》的煽情艺术

一篇《道士塔》,一个王道士,唤起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一支车队,一把铁锁,浓缩着民族历史文化的悲剧!作者用幽默的语言作外衣,包裹着“良知”和“道德”,对一个民族坚守不了自己的文化财产的悲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朝廷和官员鲸吞文物的现象进行了抨击。     

明代高道任自垣考

任自垣是明初武当山的道士,他参加了明代《永乐大典》的编纂,是明代《道藏》的总纂官,是明代首部《武当山志》的作者。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道士,他经历了明初的五个朝代,与三朝皇帝关系甚密。他幼入茅山修道二十余年,提调武当山十八年。从道录司右玄义到太常寺寺丞,他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儒学高道。     

谈《史记》论赞中的情感

论赞,是附在史传后面独立出来的评语,为司马迁所创,司马迁《史记》称之为“太史公曰”,班固《汉书》,范晔《反汉书》皆称“赞”,到这知权《史通》及后代史书就大多称“论赞”,司司迁在他的“太史公曰”即论赞部分中,通过对所记人物的褒贬,鲜明而充分地表达出自己的爱情情感,丰富感受和人文关怀,同时,他的每一篇论赞都是一件元比精美,色彩斑的艺术品,值得今人玩味,借鉴。     

“谭”“谈”相通并非避司马炎之讳

张志达同志在《天方夜谭的“谭”并非避李炎之讳》(见《上海师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四期第27页)一短文中认为“天方夜谭”之“谭”不是避唐武宗李炎之讳。这是对的。但是他认为:因避讳而用“谭”作“谈”,可以追溯到晋朝人陈寿著《三国志》时,即避晋武帝司马炎之讳,并举《三国志·魏志·管辂传》中“此老生之常谭耳”为例,看来此说尚可商榷。     

浅说避讳

《捕蛇者说》:“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一句,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不用“民风”,而用“人风”。在封建社会里避讳是普遍的。所谓避讳就是不直接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和君主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面则回避。《春秋公羊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避讳通常采用四种办法。一是“缺笔”,即缺一个字的最后一两笔。如,将宋赵匡胤写作匡胤;为避孔子的讳,将“丘”写作“丘”。二是“空字”,即用“某”或“□”来代替。如《文帝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某”指“启”,是汉景帝的名。三是“易字”,即改用同义词或近义词。如《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     

话说“避讳”

阅读中国的古籍不可不对避讳有所了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讳。”“卒然不可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司马迁担心他的朋友任安会突然被处死,但又不好直白地说出“死”这个不吉利的字眼,于是就用了一个避讳语“不可讳”来代替。阿Q,因为他是瘌痢头,所以对于“光”“亮”一类的字都不能当他的面说,后来连类而及,扩大到灯、烛等发光的东西也都不能说。     

王道士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余秋雨的《道士塔》讲述了一个敦煌石窟的罪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全文对王道士批判的篇幅不占少数,但仔细想一想,王道士到底有多大罪过?他能承受如此之苛责吗?王道士在莫高窟内粉刷壁画,锤毁雕塑的确给这宝贵的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少损失。可是我们一直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苛求王道士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爱好,所做的一些事无非是打理他的“家”。他的“无知”与“愚昧”都是我们强加给他的“罪名”。我想如果王道士当初知道这块圣地的价值,他是不会做出这一切的。可是在那个吃喝都成问题的时代,又…     

王维诗作中的佛学意趣

王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家庭，名字就取自佛教的一部经书。他一生和佛学结缘深厚，雅称“诗佛”。苑成的《酬王维序》中称他“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可以说，佛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自然也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因此，在他的诗歌中蕴含着浓烈的佛学意趣自不足奇。     

“我好恨!”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名的散《道士塔》中。有“我好恨”一语。表示了敦煌物因为种种原因流失海外，他的恨恨不平。“我好恨”于是在《道士塔》的教学中，常常拿来作为话题。     

荀子姓氏考

《中华活页文选》41期497页谓:“荀子……时人尊称他为荀卿,汉人避宣帝刘询讳,称为孙卿.”1962年3月6日《文汇报》三版《荀子简介》一文说:“荀子……名况,一作卿(二字同韵通用),汉人避宣帝讳,称为孙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以及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等书.也都载有与此相同的解说.再查清人杭世骏著《订讹类编》卷三“历朝讳字宜改正”条引宋人王(木予木)《野客丛书》说:“荀卿为孙卿,避宣帝讳询也.”看来这一说法,不仅流行于当前学术界中,清代、宋代的一些学者,即已认为荀子本姓荀,是由于避汉宣帝刘询讳,才把“荀”字改写为“孙”字的.这里,想就这一说法缘起的谬误,提一点个人看法.同时就荀子究竟是姓荀还是姓孙的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见解.     

朱熹赠诗

朱熹有一次得了脚病,有个道士给他施行针灸治疗后感觉好转,他非常高兴,重谢了道士,还作了一首诗赠给道士“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以前勃率翁。”道人得诗就走了。没过几天,朱熹的脚病又发作,     

加“讳”避讳

看了贵刊1996年12期《避讳技谈》一文，获益匪浅。任俊荣同志在文中介绍了避讳六种方法。还应当有一种方法讲过去比较好。姑且取名“加‘讳’避讳”。如《范进中举》一文。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资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公试第七名亚之。京报连登黄甲。”教材对这个“讳”字注释非常明确：“［讳］原有‘避’的意思。旧时为了对某人表示尊敬，不敢直呼其名，叫做‘避讳’、讳某，意思是某字本应避去的。”可见，文中是在“进”前加“讳”以示避讳。加“讳”避讳@薛朝玉$安徽太和县三堂中学     

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

收藏4.5万余卷的敦煌藏经洞被王道士打开80多年来,中外敦煌学专家曾通过各种途径探究为何藏经、何时封洞,皆因无可信据的资料,迄今仍是一个谜。一件新资料敦煌遗卷P.3810 《呼吸静功妙诀》后,有养生神仙粥食方,其中山药一名,于探讨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颇有益,兹论述于后。薯蓣,中药名,因避帝讳改称山药。《本草衍义》宗奭曰:“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尽失当日本名,恐岁久以山药为别物,故详著之。”宋·顾文荐撰《负暄杂录》亦云:“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     

是“苦”还是“恨”——《道士塔》里的情感体悟

不少教师上课总结出余秋雨《道士塔》中主要情感是“恨”。引经据典分析“恨”,据说是忠实于文本的解读。根据多年上课经验,又翻阅了余秋雨作品集,笔者认为如果忠实于文本,《道士塔》情感最主要应该是“苦”。     

先秦“大人”词义探究

"大人"一词出现何时?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大人"不见于甲骨文,《尚书·商书》中也没有见到。现有文献中,最早出现"大人"一词的是《周易》。在《周易》中,"大人"一词共出现了29次,其中《易经》(卦爻辞)出现了12次,《易传》(或称《十翼》)出现了17     

试析桓侯之死因

《扁鹊见蔡桓公》一文，关于桓侯之死，普通认为是讳疾忌医所致。与2000年秋季启用的新教材配套的《教师参考用书》亦持此说；课本练习也遵此而设计。笔者则认为，桓侯之死并非由于“讳疾忌医”，而是严重的偏见造成的。一、桓侯没有讳疾忌医。桓侯体痛之前一直感觉良好，无任何不适，尽管有疾病潜伏，他压根没察觉到，而不是有病不愿说出来，也没认为小病不治无大碍。他的病由小到大终至于死，只有扁鹊清楚，怎么能说桓侯“讳疾”呢? “不知有疾而讳疾”的说法十分勉强。《辞海》释“讳疾忌医”为：“隐瞒病情，不愿医治，比喻怕别人批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