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乱世之《春秋》到治世之《史记》——孔子与司马迁的史学价值观之比较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在其诞生过程中与乱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联系。孔子生于乱世而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这种褒贬鲜明的春秋笔法构成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乱臣贼子惧”的尖锐有力的制约性的文化道德规范，从而将早期中国文化的“空言”传统彻底改造为一种全新性质的“行事”规范。然而，生于治世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却巧妙地消解了历史学、历史学家与乱世之史、治世之史之间的内在矛盾或本质冲突，以治世之史代替了乱世之史。与孔子不同，太史公著《史记》而天子、大夫乐，把历史著作的乱世的批判精神扭曲为治世的歌颂风格，其诗人气质也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史记》的诞生，标志着知识分子成为正式的“循吏”，历史著作也真正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根据。     

司马迁记述的“春秋五霸”

本文从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提到＂春秋五霸＂而未确应其对象来设点研究,通过详尽的史料分析与逻辑推理,得出＂春秋五霸＂分别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和吴王阖闾的结论,从而为＂春秋五霸＂的史学考证提供了新视角。     

以继《春秋》为己任 发述往思来之幽情——司马迁与孔子史学学术的关联

孔子作《春秋》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很大。司马迁著《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 ,推崇《春秋》和孔子思想 ,在史学上继承光大孔子的学术思想 ,成一家之言。     

简论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巨著，而司马迁能成为巨著的执笔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亲司马谈。司马谈要求司马迁“绍时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使司马迁在述史时具有了哲理性和时代性的特点；而司马谈述史欲论载的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使司马迁在人物塑造选择方面有所取舍，又能做到以人折射历史发展的态势；司马谈身为太史有着中国史学家高尚的品德和执着精神这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以致他身处逆境时仍能隐忍苛活，以史学家的正直实录精神记载历史，并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历史，重视人事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见南子”新议

孔子一生中最富传奇和浪漫色彩的是他在濮阳拜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趣事,这是有关孔子生平叙述中唯一的一次大圣人与名女人的会面。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孔子一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话,引起二千多年来顶尖级学人的诸多猜想与注释。     

“孔子见南子”新议

孔子一生中最富传奇和浪漫色彩的是他在濮阳拜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趣事,这是有关孔子生平叙述中唯一的一次大圣人与名女人的会面。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孔子一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话,引起二千多年来顶尖级学人的诸多猜想与注释。     

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与儒学的关系

由于深受时代背景、家庭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与儒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其所著《史记》,无论从体例的编撰、篇章的设立,还是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以及取材的依据和史料的鉴别,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对儒学的盲从,而是有所突破,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最终“成一家之言”。     

史圣司马迁

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或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5)，在黄河岸边的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一户姓司马的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父亲为男孩取名为“迁”，字子长。这个男孩长大后，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1。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从《史记》引逸诗看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观

司马迁《史记》中引用了四首逸诗,这反映出司马迁极力为自己所提出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使于礼仪＂的＂孔子删诗＂说寻找理论依据;这与其撰写《史记》时所具有的＂成一家之言＂创新精神是相一致的。     

论司马迁的文化性格

《史记》是司马迁的主要作，能代表性地反映司马迁的化性格。司马迁十分重视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其化性格除有着史学家共有的实证态度和历史使命感之外．还有着明显的浪漫情调，浓郁的平等意识，强烈的英雄色彩，深深的悲剧印记和复仇情怀。这种化性格的形成，除了受时代精神的激励和儒家传统化的熏陶，受楚齐化的影响外，也与家学渊源和父亲的嘱托以及自身遭遇直接相关。     

从《史记》和《左传》春秋霸主形象的比较看司马迁的创作

司马迁在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四位春秋霸主作传的过程中,对《左传》的材料作了有意识的取舍与改造,因此也就形成了与《左传》不尽相同的霸主形象。其中蕴涵了司马迁对他们的总的评价,也表现了司马迁对历史和现实政治的态度,完成了自己内心情感的宣泄。     

论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司马迁《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史记》写作的缘起和主要内容。《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二者历来是研究《史记》、司马迁生平、思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拟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客观原因来探寻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浅谈司马迁的人格力量

司马迁在1956年被录入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史记》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曲折的一生,蒙冤受辱,奋发立说,成就伟业,其人格魅力是我们应当汲取的精神食粮。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司马迁《史记》引用《诗经》论略

《史记》主要采用间接引用与直接引用《诗经》的方法,前者据《诗经》诗句写史,从《诗经》中摄取史料;后者则是直接引用《诗经》中某些篇章的诗句,以阐述自己对史实的观点。这种引用《诗经》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杰思一字无空设 高论千古横青云——试论司马迁史论之贡献

本文甄采先秦古籍中的“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分析对比 ,以翔实富赡的材料揭示出司马迁史论与先秦史论的师法传承关系 ,以及司马迁对史论的创新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司马迁与微时刘邦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是现存最权威的关于汉高祖刘邦的记传,其大事年代以刘氏攻沛“自立沛公”为界。自此以后所述不厌其详,而自沛公以往,太史公称作高祖“微时”或“布衣时”,其内容简略色彩神秘,竟成研究刘邦的空白。笔者细考《史记》各篇对刘邦及其相关人物的记述．并参照班固《汉书》和历代《史记》、《汉书》注解,将自己切实贴近司马迁所属的时代,初步发现微时刘邦真实的一面。同时深刻体会到处于皇权淫威下的太史公在记述当朝皇帝私情一类棘手问题时的良苦用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试论司马迁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推崇与传承

《史记》记载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来源与事迹,意在说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彰显其尊周循礼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司马迁的史学观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进思想,同时,司马迁有宣扬儒家主张的思想倾向。     

司马迁的"士人"思想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称号。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从《史记》中对于孔子、屈原、贾谊及李斯等古代“士人”的述评,可以看出他的知识分子观。